美国兰德公司的最新报告《与中国开战——想不敢想之事》，中译本全文

美国兰德公司的最新报告《与中国开战——想不敢想之事》，中译本全文约46000字。

序言

随着美国的军事优势减弱，美国对与中国的战争是否能符合其既定的计划并不自信。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其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A2AD)，意味着美国难以在战争爆发时掌握控制权，摧毁中国的防御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考虑到这一点，本报告将分析中美之间战争的可能形式，对双方可能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美国应该做好的准备，以及战争爆发后美国如何在战争目标和战争成本上取得平衡。

我们假定中美战争是常规的、区域性的，主要由水面和水下舰艇、空中战机和导弹等发动，以及空间和网络对抗。我们假设战争在东亚地区进行，包括中美之间潜在的热点地区以及所有中国部队的驻在地。而双方的远距离军队部署和不断增强的追踪打击能力会将西太平洋大部分地区都变为战场，并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双方不大可能使用核武器，即便是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双方都不会认为其损失和前景惨烈到要冒险首先使用核武器来打击报复。考虑到中国有限的军事实力，我们假设中国不会攻击美国本土，除网络战外。相反，美国对中国的非核武器打击覆盖面会很广。我们限定以2015至2025为研究时间段。

思考与中国的战争，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军事实力的发展。传感、制导、数字网络和其他用于锁定敌军的信息技术，已经先进到中国和美国的军队都能严重威胁到对方。这促使双方发展出能先于对手打击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双方互相进行猛烈的攻击，但双方都无法完全制服对方，而且双方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具有丰富的资源和持续作战的能力。

中美间的冲突不大可能会涉及大规模的陆地作战。此外，中美双方军队强大的常规反击能力，会在几个月内消耗双方的军事力量。在这之后，双方将在工业技术补给和人口动员上展开竞赛，这一结果取决于多个因素，有一点肯定的是，双方的投入会不断攀升。

尽管这份研究报告主要是提供给美国的决策机构，然而我们也希望中国的决策者能仔细思考与美国战争可能产生的结果，包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破坏和对中国内部平衡与凝聚的威胁。我们在公开信息中并没有发现中国领导层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

四个案例分析

影响战争类型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变量：强度(从温和到严峻)与持续时间(从几天到一年甚至更久)。因此，我们会分析这样四个关于战争类型的案例：短期低强度型、长期低强度型、短期高强度型以及长期高强度型。关于强度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中美政治领导人在一开始就是否授权予军方为实现其计划而对敌对力量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而关于持续时间的决定因素如下：假设双方都拥有足够的物质力量来打一场持久战争，是否有一方在某一时刻丧失战斗意志或者估算继续这场战争将得不偿失。

我们将各个案例的影响分为军事、经济、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几类。军事损失包括飞机、水面舰艇、潜艇、导弹发射器和储备，以及在面对网络和反卫星战时显得日益脆弱的信息通讯指挥攻击系统(C4ISR)。经济损失包括贸易萎缩、消费以及海外投资的收入(能源通道被封锁已计入了贸易萎缩当中)。一旦网络战争从军事领域扩展到民用领域并影响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那么经济活动将进一步被扰乱。国内政治影响的范围包括从反对战争政策和威胁国内稳定。国际上的反应包括支持、反对和摇摆不定。

近年来军事科技进步的步伐，尤其是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双方的网络战与太空站水平，预示未来十年可能出现的巨大变化，使得2015年与2025年的情形截然不同。到2025年，经济领域同样会出现巨大变化：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中国海外投资持续增长以及两国经济都将比以往更加依赖计算机网络。尽管这还不足以从性质上改变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想要尝试说明十年之后战争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则需要更多的深思熟虑。因此，2025年与2015年的分析仅仅在军事领域有所差别。

四个案例及其代价、影响等如下所示：

短期高强度型

如果中美的任一方领导人授权他们的军事指挥官为实现战略计划对敌方采取有力的军事打击，一个高强度的武装冲突将可能爆发。在2015年，美国海空军力量将会损失重大，包括受损的航母和地区内的空军基地。但中方的损失将会更大，包括内陆地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不用多久，双方都将会清楚地意识到，随着战争的持续，在战争早期就已对美军有利的战损比将会继续扩大。

到2025年，尽管美方的损失会因为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的提升而扩大，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损失会减小，但中国的损失最终还是会比美国大。届时，持续的战争最终是否还有赢家将不得而知。在经济方面，即使是短期高强度战争也会对中国的全球贸易带来巨大冲击，要知道中国的贸易绝大部分都要路经作为战场的西太平洋地区。而美国的经济损失将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国际和国内政治影响将非常有限。

长期高强度型

在2015年，高强度战争的时间拖得越长，对中国的影响会越糟。到2025年，战争前期的不确定结果可能会促使双方不计损失地投入战斗。虽然那时美军取胜的前景不如现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然会取胜。随着战争的持续深入，从黄海到南海，西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会给海运和空运带来危险，随之而来的贸易量和能源供应的大幅缩减，会严重损害中国的经济。战争的时间越长、强度越高，则越有可能将其他国家牵扯进来，特别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盟友——日本。

短期低强度型

考虑到难以迅速取得军事胜利、失去控制权的风险和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中美双方的领导人也许都不大会授权全面打击对方，因此战争将会是以最小的军事损失的形式，有限的、低强度的、零散的和没有结果的。假如双方的领导人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且都有相互妥协的倾向，那么这场冲突能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以及国内国际政治震荡之前结束。

长期低强度型

如果战争是可控的且损失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双方将会持续低强度的对抗以避免需要妥协的政治代价，由于双方都无法在军事上取得上风，这种对抗会持续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尽管双方战斗是有限的，但经济的损失会不断攀升，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压力会加剧，尽管其必然性不如长期高强度型的那么高。

这些案例表明，中美双方强大的常规反击力量将会在战争初期通过毫无约束的(尽管还是非核的)敌对行动造成主要的军事损失。一旦某一方军队得到授权可以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双方管控冲突的能力将会大打折扣。双方都会把先发制人的打击视为减少战争损失和保持优势战力的最佳方法。这凸显了双方在常规打击力量和作战概念上内在的不稳定性。

到2025年，中国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将会大幅降低中美间的战损比。不过届时中国的损失仍将是惨重的，而美国方面，尽管会比中国少，但必将比2015年时要惨重。即使美国取得军事胜利的可能性在降低，但中国要取得胜利却仍然遥不可及。因为双方都有能力持续重创对方，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接受失败。历史经验表明，具有极大破坏性但却陷于僵局的战争不会促使任一交战方同意停战。一个高强度、漫长且望不见尾的战争会让双方都陷于衰弱，无力应对其他威胁。

非军事因素的重要性

军事对峙的形势意味着战争可能最终由非军事因素决定。这些因素在当下和未来都有利于美国。虽然战争会损害双方的经济，但对中国的破坏可能是毁灭性的和持续的：在长达一年的战争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大约会下降25%至35%，相比之下，美国的GDP会下降大约5%至10%。即便是低强度的冲突，除非及时结束，否则依然会削弱中国的经济。一场长期和高强度的战争，可能会破坏中国的经济，拖慢它来之不易的发展，并引起广泛的困难和混乱。

这种经济损失可能会转而加剧中国的政治动荡并鼓励中国的分离主义分子。虽然其政权和国防力量可能可以承受住这样的挑战，但这样做可能会在一场非常艰难的战争中增加压力、加重生产负担并破坏中国政权的合法性。相反，美国国内的党派纷争可能会影响其作战能力，但只要是常规的冲突，不管多长时间和多严重，就不会危及社会稳定，更不会危及国家生存。不断升级的网络战，虽然对双方都有害，却可能恶化中国的经济并削弱政府控制群众不安的能力。

总的来说，在一场长期和高强度的战争中，国际反应也可能有利于美国。美国的东亚盟国的支持可能降低中国的军事把握，俄罗斯、印度和北约的反应可能影响较小，并且北约能抵消俄罗斯在欧洲的机会主义威胁。日本的卷入是可能的，如果它成为潜在争端的当事国;而假如其领土(美国军事基地所在地)被袭击，日本的加入就几乎是确定的。随着东京对宪法限制武力使用的解释更加宽松以及在日本军事能力上程序的改进，到2025年，日本的加入可能在战争的过程和结果中都发挥作用。中东的加剧动荡对中国和美国的利益都是有害的。

这些分析强化了一个共识，即中美间战争将是灾难性的，以至于双方都应高度重视避免这种战争。对巨额代价的预期使得有预谋的战争变得不太可能，这也要求双方政府强有力的危机管控能力和对军队的政治领导。考虑到对方先发制人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战争一开始保持相互克制可能既关键又困难。实际上，它需要双方都有合作的能力，即便是在战争开始之后。因此，领导人之间紧急和直接的对话，在可能导致敌对行为的危机时期以及战争已经开始的时期都非常重要。

由于美国可能无法在一场高强度战争中实现完全控制、获胜，或避免重大损失，它必须防止自动发起(如果不主动发起)一场激烈和迅速的冲突。这就要求最终要由总统批准实行军事计划的安全保证，而这反过来又要求军事指挥官们为总统提供一系列可行的选项。

尽管A2D2能力得到提高，中国在一场高强度战争中仍会损失更多，并且它在高技术、快速战争中军民协调的经验还很少。中国领导人认为军事现代化的未来是指向一场短暂和成功的战争，这种想法是不明智的。更可能的是一场严重的、旷日持久的、军事上没有结果的战争，而经济、政治和国际影响都可能有利于美国。中国有跟美国一样多的理由，去阻止对一场迅速而激烈的冲突的军事计划的自动执行，包括做出政治决策的明确要求。

美国军事行动建议

当中美冲突爆发时，中国对美国军队的打击程度取决于中国对美国行动的预期估计。美军不应指望在中美发生冲突时，能够按计划第一时间摧毁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不仅会削弱危机稳定性，让中国先发制人，还增加在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自动爆发激烈战争的危险性。而且，美军不应预判或限制美国总统的选择，比如只提供一个计划来应付突发的常规战争，也不应让美国毫无准备地执行预备计划。这样做有利于增加危机稳定性，并且至少可以在大体上提醒美国军队重视对于长期高强度战争的准备，同时让中国知道美国对此的重视。如果意图在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能够对抗美国之前对其进行打击，美国就须承担更大的风险，因为可能在摧毁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之前，美国就要应对它的攻击。

美国在采取措施以免危机恶化和避免使用暴力手段的同时，应设法削弱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影响，如投资建设生存性更强的武器平台和增强美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导弹、潜艇、无人机、无人机发射平台、信息技术 、反卫星武器。美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可以打击中国获胜的信心，同时增强危机稳定性以及冲突中关键初始阶段的稳定性。但这种能力并不能恢复美国的军事统治地位和控制力，或减少美国在激烈冲突中的大量损失和经济成本。

考虑到全面备战可能需要的高成本和与中国发生的战争的低概率，美国应谨慎做好一定的准备：

提高对于高强度军事行动的维持能力和在其中的生存能力

提高同盟和邻近中国的伙伴的核心军事能力，以及与他们协作的能力

与日本和其他东亚盟友制订应急计划

和北约协商关于与中国冲突的突发事件，包括俄罗斯和伊朗的预期反应

采取措施减轻中国对关键产品的干扰

采取措施以阻止中国进口战争关键物品(如石油)

美国军队借助于《美国法典》第十卷和共同合作，可以通过以下行动发挥作用：

投资发展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如，机动陆基导弹和综合防空以扩大中国海陆空三军的预期损失

估算需求武器和货物以应对长期高强度战争

由于美国的以上行为可能会被中国理解为敌意，美国和美国军队同时也应提高中美军事理解的广度和深度，采取措施以降低误解与误算的风险。

结论

尽管精准优势增强了中国反击作战能力并削弱了美国军事领域的统治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取得统治地位或胜利。中美战争可能爆发于双方的毁灭性打击下，且战争难以控制，将会持续多月或数年。在这场中美战争中不仅没有赢家，还会给双方的军事力量带来巨大损失。这场战争持续越久，经济影响、国内影响和国际影响就越重要。

然而这些非军事影响在严重影响中国的同时，也大幅削弱了美国经济以及应对国际挑战的能力。美国要为与中国爆发长期、高强度战争做好合理准备，但同时也应计划好控制战争的范围、强度和持续时间;强化文官对军队的控制;并且不论在和平时期、危机时期、战争时期，都要扩大与中国的交往。

第一章：引爆中美战争的五大火药桶

在目前所有就中美战争的爆发与美国的应战的研究和学术观点中，至少在公开的研究和观点中，都没有対战争具体情况和结果进行严谨的分析。这是一个严重的疏漏，因为目前中国在部分地区争端中与美国立场相对，这可能会导致军事冲突或暴力事件。而且两个超级大国都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工业实力和人力在陆地、海洋、天空、太空和信息空间进行一场长期、高强度的大范围战争。本研究试图通过分析中美战争其他的可能发展趋势、每一种发展趋势对两国的影响、美国应如何备战，以及如果战争爆发美国要如何平衡得失来弥补这个疏漏。本研究不仅考虑到军事因素，还考虑到2015至2025年的经济、内政和国际因素。

虽然这份报告主要是供美国决策者阅读，我们希望中国的决策者也能思量一下中美战争的可能发展态势和结果，因为战争同时也会摧毁现代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对于中美战争爆发可能造成的影响给予它应得的、足够的重视。

理论基础

由于军事技术和相关学说的发展——传感器、全球定位、武器制导、数字网络和其他瞄准敌对势力的能力已经发展到了中美两国可以用来对对方造成巨大威胁的程度，美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仔细斟酌与中国发生战争的代价。也因此，双方都想先发制人，而这一定会影响到国家的战争计划。军事技术和计划因此更倾向于在一开始就与对方激烈交锋，意图在冲突中占上风，或者至少不让对方占上风。中国的战略家们认为：“在敌军及时做出反应之前就达成作战目标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一个拥有高科技的强大敌人作战，就必须突袭成功。”这种自信和紧迫性的综合作用可能造成盲目和危险——不仅仅是对中国。

所有战争计划都有的一个潜在危险是：它们设定并限定了事态预期。只有占军事优势的交战国才有资格如此自信，但是如果对手是中国的话，美国就不再有优势，也就不能轻敌。随着美国军事优势在中国面前下降，美国也不再自信地认为战争能如它所计划般进行。强大起来的中国军队，尤其是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阻绝武器，使得美国不再乐观地认为在爆发战争时它能取得控制权，摧毁中国的防御，实现决定性胜利。

由于中美战争，即使对胜利者而言，也是成本极其高昂的，因此双方不太可能通过预谋袭击发动战争。但是中美仍有可能产生危机，这些危机包括一些可能引起敌意的事件和误判。中国可以尽量在美国容忍而不干预的限度内威胁其邻居，但中国会错误地估计美国的限度。当东海爆发领土争端危机时，中国可能低估美国在军事上支持日本的意愿。而且，中美两国在该海域存在矛盾，即中国对于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主权宣示和美国坚持认为该海域是中国海岸线12海里范围以外的公海。如果双方选择强化各自的立场，双方军队可能会一触即发。

关于中美对立的立场如何引发战争的问题，在中国南海已有案例。中国为了对南海海域占有实际主权，已经修建了人工岛屿、飞机跑道和其他军用基础设施，并在这海域附近宣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美国是不会接受这点的，因为它与美国的利益相悖，其中包括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公海自由原则、大约40%的国际贸易经由南海的事实以及菲律宾和美国的其他盟友不希望美国容忍中国的单边行动。结果是，美国在南海排兵布阵。毫无疑问，中国也会在这片竞争不断的海域中布置兵力，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在南海都不会退缩并主动压缩兵力。如果，或者说真的爆发危机，任何可能会在无意中导致冲突的星星之火都可以燃起燎原之势。

而且，两国领导人会变得束手缚脚，因为涉及太多利益，而军事司令官也会要求使态势升级以威慑对方或准备应对冲突。目前看来美国军事上似乎更胜一筹，致使中国比美国更可能选择退让，然而中国发展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会让危机更难以和平收场。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尽管敌意可以产生损害理性分析的士气和怒意，影响战争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的是中美战争的原因和两国对此的重视程度。如果双方都有优秀的作战能力，并且都未能取得战争优势或控制，就要代价高昂地延长这场残酷的战争，尽管双方都计划且预期尽早结束战争。这样的情况和1914年的欧洲类似，当时的危机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带动了先发制人军事计划的实施，交战双方相互封锁经济，而且都预计战争很快结束。

随着战事火热地进行着，伤亡急剧上升，领土有得有失，交战国发现他们的战争已不仅仅是为了一个涉及到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为了结束奥匈帝国在波黑的统治而引起的意外事件而进行。如今，也像当初的欧洲一样，战争结果会造成巨大的军事损失(当初损失的是步兵，如今是武器平台)和对双方的经济的持续性伤害。

综上所述，中美局部冲突带来敌意的风险、美国逐渐衰弱的作战控制能力、中美双方军队的常规反击力量(即双方军队瞄准和摧毁对方的能力)、中美经济的脆弱性以及带来灾难性结果的持久战爆发的可能性，以上各种因素要求我们用一种创新、理性的思路思考中美战争。由此看来，中美战争并非不可能发生而且可能会非常危险，还会耗费大量资源，因此美国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中美战争的军事需求在美国的计划和作战规划中已被高度重视(中国亦然)。但是一些视战争强度和持续时间而定的更大的国家需求，还没受到足够重视。中美双方都须认识到战争的代价可能是什么。如果常规反击能力的发展使得战争变得更难以控制的话，双方领导人需要运用到政治手段，以防得不偿失。

考虑的因素

随着美国军事优势下降，美国的战略家们必须考虑(正如这个研究所做的)一系列紧急事件和相应的要求。最近的战略决策研究发现，发动结局糟糕的战争的一个常见错误是对计划、控制和限制战斗持续时间的能力的不合理信念。在分析了众多的历史案例之后，兰德公司的一个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一个对手将会遵守所有预设的情况，以及认为一个决定的结果完全可控的信心相当于对风险忽略不计。而当这导致没有为不良后果做准备时，结果会更糟糕。”

虽然对美国的军队来说，拥有作战和获胜计划是至关重要的，对这些计划的过分自信却可能对美国和平时期的政策、危机管理能力和战时行动产生不利影响。在最坏的情况下，对与中国战争的可能情形与后果的范围的疏忽，可能把美国引向一场其措手不及的战争。同样地，中国人认为提高他们的军事能力就能够与美国开展一场可控、可获胜和可负担的战争的想法将是大错特错。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有可能是这两个国家都无法控制、赢得或承担得起一场未来的战争。

自相矛盾的是，当双方都以操纵一场战争为目标来调整其军事战略时，它们却降低了操纵的可能性。两国的军事官员已经以口头和书面的方式讨论过如何通过在冲突一开始打击对方力量来实现军事优势，或至少避免劣势。考虑到先发优势和对敌意上升可能性的感觉可能增加双方扣动扳机的危险，避免一场战争的目标必须与赢得一场战争的目标一较高下。同样地，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赢得一场战争的目标必须同控制其成本的目标相权衡。考虑到一场长期战争潜在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成本，双方都想迅速取胜。因此，中国人强调提早打击美国介入力量，而后限制随即发生的战争的持续时间和范围(特别是通过防止对中国的攻击)的需要。反过来，美国以取得操作上的控制权、限制损失和获取胜利为逻辑的作战理念，可能取决于在中国的A2D2武器系统全面发挥打击美国军队作用之前使其失效的能力。

由于预期的军事损失和其他成本，两国避免一场长期战争的强烈倾向是再自然不过了。然而，要求一方大力和尽早(也许是先发制人)打击对方力量的军事战略，可能不利于为结束战争而做出妥协并且导致战争的持续和扩大。细想20世纪的主要战争，其中一方首先发动进攻的——德国两次、日本一次——唤起了另一方战斗、坚持并最终获胜的意志。事实上，接受“先发制人并不能确保胜利”这个简单的事实是明智的。此外，中美战争的发展可能不仅取决于军事行动，而且还取决于经济、政治和国际影响与压力。我们将看到，战争持续时间越长，非军事因素可能越重要。

任何一方将很快耗尽其作战能力的证据并不能支撑中美战争将迅速结束的假定。中国和美国都具有可观的军事、经济、工业实力和人口资源。如果说中国在与美国的战争中容易遭受严重挫折的话，那可能是前线军事系统的损失——其后备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过时的——或是在石油供应上，其中60%左右是进口的，并且在大约十天之前才宣布了战略储备。

两国的政治毅力与物质力量同样重要。起初，中国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国内的反对，而美国政府却不能。然而，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在于其满足物质需求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而一场损失惨重的战争将会威胁到这种能力。正如政治意愿会决定战争持续时间，战争的动态——军事成功或失败、伤亡情况、成本和进一步战斗可能带来的结果的预期——又可以决定意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军事实力越相当，一方的意志在另一方面前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小。

最后，对冲突的感知风险会影响蒙受损失和支持长期战争的意愿。因此，对战争的考虑会影响战争的走向，包括其强度和持续时间。

考察五个可能演变成暴力冲突的情况：

• 中日在东中国海围绕争议领土的冲突，而美国声称其与日本的防御条约也适用于此；

• 在美国和平解决争端和公海自由的极力主张面前，中国在（和对）南海竭力要求实现其领土主张的困扰——例如，针对菲律宾或越南 ；

• 中国、韩国或美国军队在朝鲜崩溃事件中不协调的军事干预；

• 中国大陆武力胁迫或夺取台湾的威胁；

• 海上事故，例如击落飞机，原因是军队执行任务的地方近在咫尺，可能是在中国宣称其享有主权的专属经济区、美国却声称是公有的水域。

举例而言，美国可能甘愿坚决斗争去阻止中国获取对南海的控制权，而面对美国这种决心，中国可能会寻求和平解决。相反地，与美国阻止中国武力统一台湾的意志相比，中国人防止台湾从中国独立的决心可能会更坚决。有关分析没有讨论中美争端的特点或它们导致战争的可能性，但确实承认了不对称利益可以促成在损失面前不对等的决心。

这些因素表明有必要严谨地分析中美战争可能如何开展、战斗会持续多久以及攀升的费用和变化的前景会怎样影响每一方继续战斗的能力和决心。一百年前，欧洲的领导人和战略家们，已经结盟并采取了动员计划使对抗便捷地(如果不是自动地)转为战争，而他们一错再错，假定战争会很快结束，要么是因为他们这一方会很快获胜，要么就是因为战争双方都想在他们的军队和息息相关的经济被摧毁之前结束战争。然而整整四年没有一方为结束这场僵持的残杀做出妥协。一场中美战争将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先发制人的诱导和战斗将迅速结束和成本可控的信念。这种想法可能使一场危机转变为冲突，并且如果战争爆发和演变成长期战争的话，会使得美国措手不及。

本报告的组织结构

这个研究是初步的和概念化的：其案例是构想的，其预测只是说明性的。带着这些条件，接下来的章节将进行下列探究：

• 中美战争的参数是什么?

• 中国和美国的规划者认为这样一场战争应该或将如何进行?

• 哪些变量会影响中美战争?

• 这些变量表明了哪些不同的道路?

• 每一条道路暗示了怎样的军事后果和需要?

• 对美国、中国的经济、中美经济关系、东亚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 战争期间会出现什么国内政治压力和制约?

• 可能出现怎样的国际反应?

• 对美国的政策、需求和准备工作的启示是什么，包括对美军的期望?

本报告有两个附录，提供有关可能的军事损失和经济影响的附加信息。

第二章：为什么说中美不会发生核战争

我们假设中美间的战争将会是高科技条件下局部的常规战争，它将主要在水面及水下、空中(使用战机、无人机和导弹)、太空以及网络空间这四大领域展开。尽管地面战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发生(例如，因朝鲜半岛统一而爆发战争)，但我们还是排除了在亚洲爆发大规模地面战争的可能性。我们假设战争在东亚地区展开，并限于东亚。

几乎所有的中国军队都会部署在东亚，潜在的交战地也在此地区。双方不断增加的区域内远程打击兵力的部署以及不断增强的跟踪和打击敌方的能力，将会使西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沦为战场，并给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核武器应该不会被使用，即使是在高强度的常规战争中。没有一方会认为其战争代价如此之大、前景如此可怕，或者其赌注如此重要以致要冒着遭受核报复的风险来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考虑到中国常规武器的现实状况，我们也认为中国不大可能攻击美国本土，除了网络攻击。相反，美国针对中国军事目标的非核攻击将是全面的。

两大变量将极大地影响战争的类型：强度(从低到高)与持续时间(从几天到一年甚至更久)。因此，我们在上文介绍了四个案例。关于强度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中美政治领导人在一开始就是否授权予军方为实现其计划而对敌对力量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而关于持续时间的决定因素如下：假设双方都拥有足够的物质力量来打一场持久战争，是否有一方在某一时刻丧失战斗意志或者估算继续这场战争将得不偿失。

我们将各个案例的影响分为军事、经济、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几类。军事损失包括飞机、水面舰艇、潜艇、导弹发射器和储备，以及在面对网络和反卫星战时显得日益脆弱的信息通讯指挥攻击系统(C4ISR)。经济损失包括贸易萎缩、消费以及海外投资的收入(能源通道被封锁已计入了贸易萎缩当中)。一旦网络战争从军事领域扩展到民用领域并影响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那么经济活动将进一步被扰乱。国内政治反应包括支持、反对、摇摆不定或破坏战争的尝试;国际上的反应包括支持某一方，甚至干预，或对某一方施压迫使其停战。

近年来军事科技进步的步伐，尤其是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双方的网络战与太空站水平的提高，预示未来十年可能出现的巨大变化，使得2015年与2025年的情形截然不同。到2025年，经济领域同样会出现巨大变化：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中国海外投资持续增长以及两国经济都将比以往更加依赖计算机网络。尽管这还不足以在性质上改变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想要尝试说明十年之后战争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则需要更多的深思熟虑。因此，对2025年，仅仅在军事领域分析其与2015年的差别。

以中美的角度思考战争

关于中美双方对战争的思考，双方都预计冲突会是激烈的，中方希望冲突是短期的，而美国则认为战争持续越久，它越有信心取得胜利。公开的记录则显示，双方都没有系统地分析过一场长期的战争会产生什么影响，或是想过是否能相互之间限制暴力的程度。

中国的军事思想，自毛泽东思想的对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人民战争”和“歼灭战”以来，已经有所演变。中国新兴的观念反映其不断增长的实力，和倾向于在不与美国开战的情况下威胁或使用武力以在周边实现有限的目标(例如阻止台湾独立和执行海洋声索)。但是，中国不能排除与美国开战的情况，一旦开战，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直接打击，造成惊人的损失，甚至导致中国最终的失败。所以中国应当做好准备，如果无法阻止美国的干预，那么就要准备如何避免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便引发了中国对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的兴趣，在常规战争中，它要求中国发展并提升其定位技术。A2AD提高了美国在涉及中国的冲突中进行干预的门槛和成本。通过降低美国对中国的威胁，A2AD创造出一片能让中国更加随意使用武力的领域。美国的军事优势，使中国在考虑战争的时候转向主动作战、获取短期收益，降低美军的打击力量，随后限制冲突的地域范围、武器和目标数量以及持续时间。虽然中国认为美国的航母及其在该地区的空军基地是其首要打击目标，但中国也发现美国的信息通讯指挥攻击系统(C4ISR)是其“阿克琉斯之踵”，因而为此扩充其武器库且计划针对包括网络和卫星的攻击。

然而，中国尝试造成这样一个既成事实的风险，是美国会反击(或率先攻击)，扩大并延长冲突，利用其军事优势摧毁中国，切断中国与海洋的联系并迫使中国求和。中国也该担忧，如果自己没有准备好，一场长时间的战争会引发其内部的不稳定和分裂主义。总之，中国的既定计划是前期对美军的快速打击和快速结束战争状态，且不容有失误的空间。

在思考如何与美国进行这一场战争的同时，中国的军事战略家对“战争的控制”这一理念产生了兴趣，这一理念旨在寻求如何能在不放弃使用武力且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避免失败。中国对战争控制的思考是这样的：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这点在战争期间的适用程度不低于在和平时期，这要求在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能够对其做到控制和限制。军事行动应当与战争的规模和过程相适应，并让敌人能按照中国提出的条件结束战争。不仅要防止战争的扩大、升级和延长，还要引导战争朝着以最小的代价和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因此，军队和具体行动需要由明确国家最高目标的政治领导人来掌控。在这整场战争中，中国需要评估其进展，并抓住机会结束战争，收获稳定结果，这一结果是要能保护中国的独立、领土主权完整、国家制度稳定和保护国家的经济命脉。

这确实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与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发生冲突时。中国人明白这是一个挑战，而他们也经常谈起他们之前曾以劣势击败了比他们更强大的军事大国。中国对战争控制的重视已不新鲜，而现在他们对此的可行性更有信心，这源于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A2AD)的增强，以及在先前的案例中表明美军并非不可战胜且美军在冲突中并不能保证一直掌握控制权：“不管一个国家有多强大，亦不论其军事实力有多强，它都不可能始终掌控整场冲突。”美国现在仍陷于其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中国愈发相信其有能力主动管控危机和战争，而不是被动地应对或挑起争端，这点会使中国在和平和冲突中表现得更放得开，这同样会影响中美战争的走势。与对美军的前期打击概念一致的是，战争控制的概念还考虑冲突的“整体性”，包括战后的中国、亚洲乃至全球层面。它表明中国人十分注意战争发生后在战争的目的和花费上取得平衡。更具体来说，中国可能意识到控制冲突的规模、范围和持续时间对于常规冲突而言更为关键。这种可能的情形是指：中国的文人领导将尽量保持战争是有限的，并希望美国的厌战情绪能提供一个有利于中国的解决方案。而不管如何，习近平主席努力加强对解放军的控制是能够做到战争控制的先决条件。

美国对战争的考量同样在变化当中。有些时候，美国非常自信地认为其无比强大的军事实力能迅速击溃中国军队。当然，即使摧毁了中国的海空军力量，美国也明白如果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之展开地面战，美军将陷于苦战并付出沉重代价(由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提出的著名观点)。由于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不断提升，美国开始考虑在损失打击力量前对他们先发制人。由于这存在一定的可操作性，因而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主要部署在本土——将会增加事态升级和危机不稳定性的风险，因为那样会促使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除了反映中美军方的学说，战争的强度和持续时间还依赖于双方C2(指挥与控制)系统的规则与训练。美国的C2系统越来越强调灵活性、前线部队的主动性、对情势的反应、联合作战，以及尚在政治领导下的委任授权。尽管面对军方C2系统的分散化趋势，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仍然会对中美敌对行为的细节有着浓厚兴趣，无论他们能否接管军事行动。

与美国新兴的C2哲学不同，中国的C2传统上强调层次、对领导的尊重、对中央指挥的依赖、冗杂的组织、对全权授权的拒绝以及对原计划的遵守。尽管中国意识到要为C2系统松绑以提高灵活性，来应对战争的不确定性，但对战争控制的需要却反复强调了自上而下的指挥的重要性。在双方高层都对军队拥有绝对控制权的紧张关系中，军事计划和军队都倾向于发动迅速、猛烈的军事打击，正如前文已经论述过的那样。

双方都不愿意卷入长期战争：中国方面是因为随着他们遭受来自美军越来越沉重的打击，他们的胜算将与日俱减;美国方面则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愈发重视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A2AD);最后则是双方都意识到旷日持久的战争可能带来沉重的军事和经济代价。然而历史一再表明，战争策划者和政治领导人总是倾向于宣称战争将很快结束，但最终与现实相去甚远。我们必将看到，中美战争的级别越高，持续的时间将越长。

尽管存在高强度冲突带来的军事压力，但政策制定者依然怀疑高昂战争代价所带来的后果跟恐惧能否让对方限制敌对行为。虽然中国分层化的C2系统比美国分散化的C2系统有着对军事行动更多的政治控制，但两国的领导人还是可以抵制使用核武器的诱惑。一方面克制的敌对行为可以因为领导人决心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和避免事态升级而迅速停止，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因为国家能够承受其损失或难以做出让步而持续下去。

冲突的原因和结果对交战双方来说越不重要，领导人就越倾向于避免残酷的战争。但战争可以引发政治动荡，造成思维混乱，改变思维方式等。正如中美间爆发的战争难以被计划，它同样难以预测。基于此，这份研究将避免预测和细节情况，以有利于分析变量以及由这些变量支撑的其他一般案例及其结果。

战争的变量

中美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强度和持续时间来定义。尽管衡量强度的标尺的高低两端之间有无数个点，但是选取其两端就可以满足我们研究的需要。

低强度意味着对手段的严格控制，包括军队的授权，武器的使用，打击的目标、地域和节奏。低强度冲突可能以零星的战斗、偶然的损失，以及为寻求优势、试探对方或释放信号而虚张声势。由于中美两国都有能力进行激烈的战争，所以如果战争是低强度的，那也许是因为中美领导人都选择了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倾向于尽量减少破坏和避免事态升级，以及对敌军目标手下留情，即使这意味着失去军事优势。由于这种让己方，而不是对方，限制反击的力度可能性极小，且很不稳定，坚持这样做的意愿也许就需要在文官和军方领导之间通过语言或行动进行沟通。事实上，一个低强度的战争意味着交战双方共同控制战争，缺少任何一方都将无法实现目标。

高强度意味着每一方都可以无限制地使用各种激烈手段（核武器除外），通过摧毁对方军队来获得决定性的优势。如前所述，这样的战争必然意味着双方都有能力和动机去发动这种常规战争。高强度的冲突意味着对胜利的渴望超过了对代价的担忧。它还意味着，每一方都希望削弱对方的战斗意志，而对战争是否适度没有更多考虑。所有常规武器都将被用于攻击敌方目标，无论是机动部队、运输部队、使用中的基地、后勤力量和基础设施，还是海空军基地、计算机网络、卫星、各种传感器、军方的C4ISR系统，只要能被任何一种己方武器探测和定位的就会攻击。未来，针对军队、军民两用目标和民用系统的网络战争将会在激烈的高强度的战争中显示其重要性。

无论是否使用网络武器，对中国来说，优先打击的目标将是美军的打击平台、基地以及区域内兵力密集处。而对美国来说，优先目标将会是主要部署在中国内陆的A2AD系统。低强度与高强度冲突的关键区别是：美军会在战争后期，而不是前期，就攻击中国内地的目标。由于中国不可能在内陆受到攻击时乞求和平，因而这样的行为只会延续激烈的战争。

为了便于分析，持续时间可分为短期和长期，前者指数天或数周，后者指一年或更长。持续更长时间的战争同样有其可能性，但在这里不作考虑。存在几个变量可能延长中美间的战争：没有明显分出胜负、双方将赌注进行到底的决心、战争到了某一节点的结果、对继续战斗的预期结果，以及无力达成停战协定。在高强度冲突中不可避免的高昂的军事损失和经济代价，既能促进也能阻碍停战协议的达成。这取决于难以预测的心理和政治因素。双方都会选择通过调整和限制战争行动的方式来保存战力。但同时，让军队瞄准可以攻击的目标的动力也同样强烈。

当战争强度依赖于美军参战部队和中国A2AD能力的使用与损失情况时，战争潜力，包括增援和动员能力，也可能延长战争的持续时间。类似的，经济恢复能力、政治支持以及国际援助都会影响一方或双方继续战斗的能力。中美两国都拥有可观的（如果不是同等的）能力，去延续一场没有任何一方在军事被征服或政治上打算停止的战争。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是否有一方能在一场对方难以让步的激烈战斗的早期就获得明显优势。美国实现这种目标能力正由于中国A2AD能力的提高而降低。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不断增长的阻止美军获得迅速和决定性胜利的能力，并不必然转化为其能迅速结束战争的能力。

因为低强度战争相比高强度战争对总体作战能力的要求要低，因而它比后者更有可能拖延下去，甚至变成一种“冻结的冲突”。相反且明显的是，长期高强度战争造成双方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损失比其他类型战争造成的都要更大。那样一个代价最高昂的长期高强度战争并不意味着它爆发的可能性最小。任何时候这种继续战斗的倾向都不仅依赖于那一刻的结果、损失和代价，还依赖于对即将出现的情况的预期。只要没有一方预期己方会失败，敌对行动就将持续。

目前来说，美国要比中国更有能力进行一场长期的高强度战争。首先，美国拥有大量部署或派遣到其他地区的军队，能在必要时来到西太平洋参加战斗，尽管那些地区的安全形势让这样的行动困难重重。(多年来，五角大楼已经悄然放弃了其传统的要求军队能同时应对两场主要战争的标准。)而且，今天的美军能够比中国的A2AD系统更快地削弱对方。当双方都有可能在一场激烈冲突的早期遭受重大损失时，目前来看美国的前景要好于中国。

未来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因为美军可能因中国的A2AD系统而损失更惨重，反过来中国面对美军时遭受的损失会减少。而且，随着美军作战力量优势的衰弱，中国进行“本土作战”的情况将不再是负累，而是优势所在。这归功于内部战线的沟通与动员。一个基于军事优势转移的推论是：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预期的战争持续时间将会延长，即使是高强度战争。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将能保留更多的军力而面临更小的屈服压力。更宽泛地说，交战双方实力越倾向均衡，强大的一方就越难以取得迅速的胜利。由于中美两军的实力、管理理念、动机和预期都指向了严重的敌对行动，意味着战争可能比预想的，或者比双方想要的，都持续得更长时间，代价更加高昂。

假设一场长期的、高强度的和代价高昂的中美战争中，2015年和2025年各方军事实力的累计下降或损耗预计的概念图如图2.1所示，在这个时间段中中国的军力预期将相对于美国得到提升。图2.1的虚线表示了一个假设的时间(T1)，在开始的数天内(T0)，一方审视己方实力并决定是否继续战争。出于我们研究的需要，图表把短期与长期冲突分开。T2指时间为一年，尽管战争可能持续得比这更长，但其损失却或多或少相似。第一个图(2015)显示中美两国在战争最开始阶段都会遭受重大但却不对等的损失，并且随着战争的继续，这种有利于美国的战损比可能进一步扩大。第二个图(2025)显示了未来几年中国A2AD能力提升带来的影响：中国的短期损失减少，尽管依然巨大;而美国却增加了短期损失;双方长期损失的差距会缩小。

图2.1 2015年和2025年在高强度冲突中各方军事实力的累计下降或损耗预计

战争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主要分别由T0和T1决定。在敌对行动开始的那一刻，中美两国领导人选择是否授权执行军事计划，即在敌方军队攻击己方之前先发制人。而替代选择是双方都决定冲突必须被严格控制和限制——换句话说，就是低强度。因此，在T0那一刻的决策就可能决定战争的强度。图中假设从T0到T2战争强度不断增强。在T1时刻，经过数天激烈的战斗，两国领导人会盘算其损失、剩余的军力以及预估未来的损失，并决定是否继续战斗。实际上，他们会在介于短期和长期之间做出选择。不过，仅有一方决定要停止战斗就相当于其要投降。我们注意到中国在2025年得到提升的A2AD能力会在T1处缩小与美国的战损比。由于在T1处胜负变得更加不明朗，相比2015年，2025年的一个高强度战争更有可能延续下去，尽管代价在上升。

这些考虑凸显了一个谬误，即认为非常激烈的敌对行为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像欧洲领导者1914年以为的那样！)。此外，中国也青睐和计划了一个短暂而高强度的战争，因为他们认为唯有此才能避免失败。然而，这样的观点忽视了美国眼中的一个镜像：经过短期高强度的战争后，美国预期的损失会比中国小。但是如果美国至今仍然认为一个高强度的战争必然会是短暂的，因为随着战争的持续，中美战损比的扩大，中国的损失会超过美国，那么美国着实需要三思了。

进一步说，中美需要考虑一场高强度的、长期的、不可控的和具有毁灭性的，但并不明朗的冲突的可能性。如果战争以某种方式爆发并且双方都面临这样的前景，那么就不一定能促使他们通过协议停止战争。历史并不支持这样一个论点，即对手间陷于惨烈而具有不确定性的战争中时，会同意尽快结束战争，即使那样才是理性选择。因此，常规力量中固有的自动性和不稳定性给予了政治领导人去检查、质疑、批准和复查一个作战计划的重担。

由于政治领导人会在由军事指挥官提供的选项中做出选择，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战争都有可能是高强度或低强度的。因而我们考察所有四个案例。与此同时，一场长期低强度战争看起来更有可能由最初的低强度战斗引起，而非由高强度战斗引起。与此相反的是，一场高强度战争随着战争的持续依然会维持其高强度。毕竟，两次世界大战都源于暴行，战争伴随着暴行，甚至或多或少地使其膨胀。当然，不能排除一场战争激烈开场，而后又因双方均推断自己无法取胜，需要减少损失却又拒绝让步而使战争降至更低强度。

领导人在决定战争强度及持续时间时面临的最麻烦的权衡是战争的代价和失败的代价。前者会促使限制冲突即使这意味着丧失优势;而后者则会促使用尽必要手段取得胜利，包括加剧、扩大和延续冲突。举例来说，美国也许有充分的自信认为它在对中国的高强度战争中能获胜，但面对如此沉重的代价它会更倾向于限制战争并接受没有取胜的结果，尽管获胜可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相反，中国也许会认为虽然在台湾问题上对美战败的代价如此之高，但它仍然能够承受一场高强度的，也许还是长期的战争的代价。从广义上讲，随着双方对明显的胜利的预期在下降，在未来可能的战争案例中双方都会更加重视战争的代价，这正是双方都必须谨慎思考战争会带来什么结果的原因。

冲突的代价主要是其强度和持续时间的作用的产物。最少的代价，很明显来自于短暂的、低强度的战争;而代价最高昂的无疑是长期高强度战争。代价的类型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起初，军事损失是主要的;一段时间后，经济代价会扩大，而军事损失会随着军力的损耗而减少。国内政治约束和压力也许在一开始就发挥影响了，但这些因素可能会得到加强并在军事和经济损失不断攀升时改变领导人的选择。类似的，国际反应及其不确定性——如警告、谴责、反对、政治支持、物质支持和盟友变化等——会随时间延长和强度增大而越来越严重。

用强度和持续时间作为描述战争类型的主要变量意味着会有四个案例模型：短期低强度、长期低强度、短期高强度和长期高强度。(其他可能性不纳入考察但会间接涉及。)每一个案例的假设如表2.1所示。

需要再次说明，决定一场战争自开始时是有限的还是高强度的主要因素，是政治领导人是否为其军队进行反击进攻开绿灯。我们可以从制度性和理性这两个角度来推测是否会保持战争是有限的。美国在原则和实践上确立了由文职官员掌控军队。虽然现在的中国国家主席认为需要加强对解放军的控制，但我们无法得到有效的信息来预估中国的文职领导们和将领们在战时是如何指挥命令军队的。尽管双方都有足够的制度保障，但战争的逻辑是不拖延战机才是有效的，因为犹豫会导致行动的损失和不利条件过大以至于无法完成任务，所以最安全的选择应该是迅速发动对敌方的攻击。

还需要说明的是，低冒险和非故意性的暴力相比于高风险和有意的行为不太容易会促成一场高强度的战争。此外，一场长期的冲突很可能会延续这场冲突开始时的强度。而在高强度的战争中，尽管双方投入的成本都很高，但都无法保证有一个更好的前景。同样，如果战争赌注非常重要，那么高昂的损失不仅不能促成和解与停止，反而会起反作用。即使战斗是受到限制和零星爆发的，持续这场战争的代价，至少在政治上，也会比立即做出让步要小。

上限与下限

在评估这四种模式的可能的花费、损失以及其他影响之前，有必要思考一下战争严重程度的上限和下限。

人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想象到中美之间的冲突在“低强度”型之下是什么样的。就像俄罗斯，在干预和分割整个乌克兰的过程中同时采取着暴力和非暴力的方式。而中国，也通过采取一系列军事和非军事的手段，以其邻国和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来推进其利益。事实上，中国正寻求一种在东海和南海强调其广泛的海洋声索的策略：在争议水域干扰其他国家的船只，装置石油钻探设备和人工填岛，并带威胁性地提示中国与其他小国的实力差异。

明显的是，中国是寻求在不触发美国干预的情况下孤立地向这些邻国施压。而同样明显的是，美国和其盟国之间会进行一些互利行动。而在中美都参与的情况下，人们可以看到一种不使用武力的冲突形式。美国的战略是遏制中国，这一点很重要但这并不与本研究有密切关系。虽然这种带有“灰色地带”的冲突的花费和损失比一场温和的武装冲突还要低，但正如先前所提到的，它对地区的经济贸易还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而在另一端，一场长期的高强度的冲突形式并不一定是这场战争所需要的花费和损失的上限。美国和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三个最多人口国家中的两个，拥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难以超越的发动战争的能力。虽然双方在和平时期拥有许多重要的共同利益，但彼此也存在相当大的“战略互疑”。如果双方爆发了战争，双方的互疑会转变为深深的敌对，而冲突的逻辑会使在和平时期的暴力水平、持续时间和投入成本出现不合理的情况。

在现代历史中，战争涉及大国或者是双方势均力敌时，会卷入许多第三方国家(不只是战前的盟国)，持续一段时间，转移至其他地区，并使交战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变为战争状态下的形态。国民的正常生活停止，大部分人或是已经准备好，或是被迫投入到为了国家的战斗中。不只是国家，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政治体制都会陷入到对立的状态中。不管他们的初衷是什么，战争的结果将决定哪些大国和它的集团能生存下来。战前的国际体系将会崩塌，转而建立起新的为获胜方利益服务的体系。因而，战败的成本要大大高于投入战斗的成本。

考虑下拿破仑战争是如何席卷了整个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何颠覆了几个帝国又壮大了另外几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是如何彻底击败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而非仅仅停止他们的侵略。在这些战例中，战争的目的和造成的破坏大大地超过了交战国早期的意图。通常，失败一方的体制都被消灭。而对损失的容忍程度会随着战斗的持续和惩罚损失的增加而上升。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普鲁士在德国统一战争中的三次胜利和美西战争中美国的胜利便是如此。但这些都存在片面性，交战双方的国力并不匹配，并且战争迅速就结束了，没有拓展至其他大国。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会像历史上大国间的战争那样具有扩张性、系统性和不顾一切的吗?在国际秩序下剩余的却是曾经给予双方帮助的共同利益，会被彼此的敌对所抹去吗?与失去这些相比，不断上升的冲突成本会是可以忍受的吗?对方是否会被妖魔化?普通民众会否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而这些问题的答案，老实说，没有人知道。正如我们将可能看到的，中美之间不断加剧的敌对可能会引发一场长期的、高强度的、惨烈的战争。而且，我们不能排除中美这样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战争：卷入其他国家，外溢至其他地区，将双方的政治制度和人口都牵扯到战斗中，最后以无条件投降、宣布和平、驻军占领、政权灭亡和产生新的统治结束。

与此同时，现代化战争的巨大破坏力源自其以征服为目的的凶猛的地面进攻和战略轰炸。尽管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但这样的战争目的和战斗方式即使是在中美这样两个大国间的战争都不大可能会出现，除非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冲突中出现了错误的估算。此外，美国会尽力避免对中国的战略轰炸以防止演变成核战争。话虽如此，这里为了分析而提到的长期高强度战争案例也许并不会是中美之间的战争的上限。

在长期高强度的战争中，受到的困难和造成的伤害不断持续，这让我们又回到了一个问题上，即这样的一场战争会不会导致最终使用核武器。我们的评估是：它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我们在分析成本和损失时并没有将核战争所造成的影响包括在内。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相互威慑的情况在中美的核战略关系中盛行。

尽管如此，研究核战争的风险还是十分有价值的。在一场长期的高强度的冲突中，可以想象，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会在以下情况下提出考虑使用核武器：

中国的军队面临着被彻底摧毁的危险。

中国的国土面对美国的常规进攻已表现出毫无抵抗力;且这种进攻已广泛到不只是对准军事目标，可能还包括政治领导人。

国内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已经糟糕到国家本身可能面临崩溃。

美国的常规进攻包括或被认为包括那些对中国战略威慑至关重要的力量，特别是洲际弹道导弹(ICBMs)、弹道导弹潜艇(SSBNs)和战略指挥控制系统，这些中国方面解释是为了应对美国的初始打击并且让中国免受美国的核压迫。

因此，我们并不能排除中国的领导人会认为只有在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才能使国家免遭失败和毁灭的危险。不过，即便是在绝望的情况下，诉诸使用核武器也不会是中国唯一的选项，它也许会接受失败。事实上，美国的核报复会使国家的破坏和崩溃程度更加严重，因而相比于核战争升级接受失败会是个更好的选择。而且，中国一直坚守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也表明中国首先使用核武器是不可能的。

同时，如果中国的领导人面临着一个惨烈的境地，并且有理由认为美国的初始进攻便意在使中国的威慑失效，他们可能会考虑首先使用核武器(尽管客观来说这并不理性)。但这种可能性看起来非常遥远，美国也没有理由在它即将在常规战争中取得胜利时使用核武器。

即使是这样，美国仍需要认识到在涉及中国可能认为是战略攻击的打击行动中潜在的危险性：如对中国导弹发射装置的打击，尽管这只是为了削弱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力量;对中国高级别指挥控制系统的打击，尽管这只是为了削弱中国常规军事行动的能力;对战略系统的网络攻击;对北京的直接攻击(不管以何理由);以及提高美国的导弹防御力量，这可能会被视为削弱中国的战略反击能力。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可能会察觉到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比如全球打击、网络攻击、反卫星武器)存在旨在使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失效的潜在可能。

如上所说，即使在长期高强度的战争中处于极其绝望的境地，中国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很低，而美国在对中国国土进行攻击时会非常小心谨慎地应对中国所认为的关键的威慑力量，这将使中国首先使用核武的可能性更低。

至于美国发动与中国的核战争，这看起来更加牵强。与当时除非美国使用核武器否则无法阻止苏联企图击败北约统治欧洲的情况不同，中美战争的风险无法论证中国会对美国造成怎样的难以估算的伤害。更直白地说，苏联对北约的威胁是确实存在的，但中国对美国在东亚的盟友和利益的威胁却不是。鉴于此，目前美国公开的政策表明在与中国的战争中不会考虑首先使用核武器，即便战争的情况变得很糟糕。

综上，中美之间的战争不会走向全球化和核武化，在这两者的任何一种情况下，对双方乃至全球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将会超过原来对于一场发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长期高强度战争的预估。不过，发生真正灾难的可能性是需要仔细分析战争的各种风险和可能的情况。

第三章权衡代价：从军事、经济、政治、国际角度

首先要明确的是，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结果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围。现在，我们要根据中美战争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分析中美战争期间可能会造成的影响、损失、所需代价、约束条件、压力和反应。

权衡代价：军事损失

计算中美冲突中的预期军事损失是很困难的。围绕着中美是否会发生冲突以及如何发生冲突这两大主题来分析的话，估算以下因素以供参考就足够：双方损失的性质和程度、如何对比之、根据冲突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它们会怎么变化，以及它们将如何影响双方决策。因此，我们将融合几位分析家的概括性结论进行研究。相对于战前能力的损失、双方的战损比和剩余的战斗力都是相关因素，它们都会影响到双方继续战争的能力和意愿。

预计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将会增强，因此2015和2025年的严峻情况我们都需要考虑到。简单来说，短期冲突中的损失(T1以前)是参与冲突并从一开始就成为目标的军队。持久冲突造成的额外损失可能包括增援部队——中国现有的所有海军和空军力量，以及美国那些不需要在其它地方(比如欧洲或中东)执行任务的海军和空军部队。

当然，在高强度的中美冲突中，军队预期损失取决于双方的反击能力和作战能力。也就是说，信息技术和其他瞄准系统的发展——传感器、所有精确制导武器、全球定位以及数据网络和数据处理，使得正在搭建的武器平台，如水面舰艇、人工飞行器，位置越远就越容易成为目标。除去先发制人取得的优势和按兵不动导致的劣势，这些能力也意味着易损部队在现代战争中可能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快受到更重的损伤。

我们根据这种动态变化试着做了以下估测，其中包括对案例的粗略叙述和显示损失的图表。实力分类包括战斗机、水面舰艇、潜艇、导弹和各式导弹发射器(海、陆、空)，以及自动化指挥系统(C4ISR)。空军基地和航空母舰的损耗或降级可能导致飞行器以及战斗机和防空的损耗。对方水面舰艇和潜艇的袭击、空袭或导弹袭击可能会造成己方水面舰艇的损耗。潜水艇在反潜战中，即反潜和基地袭击面前，不堪一击。空袭、导弹袭击或平台被摧毁(比如，船舰)以及导弹扩展可能会造成导弹发射器的损耗。移动陆基导弹发射器相对而言可能抗打击能力稍高，而中国在此方面的占有量比美国多。网络战争或反卫星武器的攻击可能造成自动化指挥系统的损耗，同时还使依赖于自动化指挥系统的军力造成额外损耗。附件A有更详细的分析。

估算中美损失以及双方战损比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在全球参战的部队在这场战争中有多少。投入越多的部队，美国军事优势就越大。但是，将越多的美国军队分布到战区就意味着越多的易损部队成为中国的目标。一般来说，越多的美国军队就意味着战争范围越大、程度越激烈、双方损失越惨重，但是美国获胜概率越高。至于在中美战争中投入多少美国军力，就要权衡战争的需求和转移美国军队的地区的安全。

这样就轮到美国的盟友，尤其是北约，用其在其它地方“顶替”美国军队的能力来保证这些地区的安全。由于我们预计中美战争不会有大型陆战，因此我们主要关注海战、空战、陆基导弹、防空和情报、监视、侦察能力方面。美国国防部曾说过，到2020年之前，美国将会布置60%的空军、海军部队在太平洋。因此我们在此假设，美国会在中美长期战争中投入它60%的全球军力，也基于此预计美国的损失。如果实际数据更高的话，损失也更大。

持续一年的高强度战事情况大约造成的军事损失如表3.1 所示。根据推测，受严格限制的战事也会造成大致相当的小量损失。

预估损失可以通过图来表示，就像先前分别假定2015年和2025年的损失的图一样。图3.1通过以在附件A中讨论的实力分类制出，表明累积损失的总额。损失程度从上到下表示，战争开始时双方都保有全力。绿横条表示轻微损失;黄色表示较大损失;橙色表示重大损失;红色表示极为严重的损失。

图3.1   2015年高强度战事的总军事损失预计

详细来说，每一横条都可以看作是投入的有效力量的大约十分之一。这些预估是基于几位分析家的原始判断做出来的，而不是基于逼真的战争游戏或计算机模拟。曲线的宽度表明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战事的延长。

请注意，在T1以前中国明显损失大于美国，因为中国的武器消耗和发射平台以及基地遭到了袭击。此后，随着美国投入更多的打击兵力和中国防御能力的下降，战损比将会维持现状或是扩大。尽管战损比相差很大，中国通过布置实施“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可以减少这个差距，从而使美国考虑对这个主要分布在中国领土的力量进行打击。

现在来说，如果美国想要降低战事升级的风险并在T0进行全力打击，中国在T1阶段及之后的损失会比图3.1所示的更惨重。同样的，中国也可以先发制人地打击美国以减少T1阶段及之后的战损比差距。损失位差取决于双方哪一方先行攻击(尽管图中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凸显了反击能力和反击概念内在的不稳定性。

假设中美都意识到，T1阶段的战损比会在持续战事中越来越大(如图所示)。根据我们的估算，中国在T2阶段之前的能力（按照先前定义的）将会大幅下降，而美国尽管损失较大，相对而言还是不如中国能力损耗得多。除了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以外，中国最好的机会是——尽管也许并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就是尽量快速结束高强度战争。从开始到结束的巨大战损比差距表明，短期战争只是中国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有这种想法或许是因为它认为美国在遭遇重大损伤后不再愿意继续打仗(这是美国战争史所导致的误解)。

到2025年，中国很可能会有更多、更精良的、射程更远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先进的防空，最新一代战斗机，更难以察觉的潜艇，更多且更精良的传感器，以及使杀伤链运作所需的数字通信、处理能力和指挥与控制能力。至于美国，我们认为它那时候则拥有更现代化的平台中心、兵力投送能力。美国几十年来一直依赖于这种能力，尽管它们在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面前越来越不堪一击。根据表3.2和图3.2，高强度战争的预期损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中国改良后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加重了美国打击部队的损耗，同时反过来可能减少中国的损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在T1阶段仍然占有优势，优势已没有那么明显了。因为T1阶段的实际损失和接下来的预期损失看不出明显的赢家，因此双方很可能会继续保持敌意。这样的话，2025年的中美战损比差距会比2015年的要小，甚至可能在T1阶段之后缩小。T2阶段重叠的损耗曲线表明在2025年美国不太可能取得军事作战优势，即使战事延长。

图3.2   2025年高强度战事的总军事损失预计

除了双方的战损比，还要注意的是在2025年的高强度、长期战事中，中美的军事损失都非常严重——美国的损失是因为中国提升后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中国则是其提升后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所能应对范围以外的损失。到了T2阶段，中国的损失也相当严重，而同时美国的损失大概也很严重(明显比2015年要严重)。这意味着，算上战后要保障的太平洋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安全，美国要消耗相当多的总军力，而中国消耗得更多。没有明确的赢家，双方都不能取得战事控制，惨重的损失还会给双方带来更多的敌意，在这种情况下，缩短战争的协议将比现在更难达成。

权衡代价：经济损失

考虑到中美经济关系的规模、相互依存情况和全球一体化，对交战双方、东亚乃至全世界来说，中美战争的代价可能极其高昂。即使两国正在并有可能继续围绕许多地区争端争执不下，这些脆弱性也使得战争(至少是一场有预谋的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极小。假如战争还是发生了(也许是由于对危机的不当处理)，经济成本的规模将取决于其强度和持续时间。与军事损失不同，即便是一场低强度的战争，如果持续下去，也可以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但这里关注的是高强度战争的经济影响。

估算中美战争的经济损失甚至比估算其军事损失更难，因为这种损失不仅取决于军事动态，还取决于众多的经济行为主体和有限国家干预的市场的反应：政府政策的反应、可能的经济战、工业企业的命运、对消费者和工人的影响和他们的反应、国际金融机构、债券和股票市场以及第三方(例如，贸易伙伴)。因此，接下来的分析不是确定性的而是说明性的，分析不同案例中成本的分类和规模。

当前的经济形势概述：

中国的GDP大约为9万亿美元，且年增长速度为7%，虽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增长将会放缓，甚至有些人认为这个增长率是被夸大的。

美国GDP约为17万亿美元，年增长率为2%。

2013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约4400亿美元——约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0%、中国出口总额的20%和中国GDP的5%。

2013年中国自美国的进口额约1220亿美元——约占中国进口总额的6%、美国出口总额的8%和美国GDP的1%以下。

中国持有美国证券约1.7万亿美元，包括约1.3万亿美国国债——约为外国债权人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的25%。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总额约80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额超过600亿美元。

国际贸易占中国GDP比重为45%，占美国GDP比重为25%。

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为三分之一(并且正在增长)，美国消费占GDP比重为三分之二。

关键的不对称包括总体上中国对国际贸易更大的依赖性(在能源供应方面尤其如此)，特别是对美国出口贸易的依赖和增持美国国债;美国对自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以及美国消费占GDP更高的比重。在考虑战争的经济损失时，也许最显著的不对称是，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高强度和大范围的战斗将中断中国几乎所有的贸易（其中95%经由海上运输），而美国的主要损失是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以及与东亚其他国家的贸易（与中国相比，这种损失程度小得多）。这可能被认为是战区对贸易的影响。

这种中美之间特殊的不对称在图3.3中用同心圆表示。中心的圆圈代表中美双边贸易，中间一圈代表其他区域贸易，外圈代表其他全球性贸易。每一个圆圈表示的百分比表明该国全球贸易的比重。这种表示是带有主观性的，而不是精确的表示。而圆圈大小的差异表明与美国相比，中国对贸易的依赖性更大。

图3.3 交战地带对贸易的影响

图3.3也表明了战争情况下潜在的贸易脆弱性。红色表示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贸易的脆弱性极大，黄色表示脆弱性较大，绿色表示脆弱性较小。

因此，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和与其他区域的贸易可能是极端脆弱的，而对美国来说，只有与中国的贸易会受到严重影响。总体而言，中国的大部分贸易(除了陆上的一小部分)很容易受到西太平洋地区的海运贸易中断的影响，而美国大部分贸易却不受影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旦战争发生，这对(中美两国)GDP的影响是不对称的。

中国贸易的脆弱性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会强行封锁来往中国的非军事的海上和空中运输吗?

需要记住的是，双方都拥有强大的摧毁舰艇和飞机的能力——反水面和防空导弹、空中打击能力、潜艇和水面舰艇部队，更不用说网络战争——还有使用它们的激励措施。而且，美国拥有先进的传感器去区分军事和非军事目标，在战时，它会集中发现和追踪军事目标，此外，中国的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相对落后、识别能力较差，尤其是在远距离时。这表明(中国的)空域和海洋空间都非常危险，也许范围覆盖了黄海到南海。假设非中国商业企业宁可损失收益也不愿失去舰船和飞机，美国就不需要使用武力去阻止往来中国的贸易。中国会损失大量原本需要从战区通过的贸易。美国明确威胁商业航运的做法将是挑衅性的、危险的和在很大程度上不必要的。所以就这一点而论，我们假定没有美国的封锁。

有关分析假定高强度战争的持续时间(从T0到T1到T2)将决定经济影响的规模。大致损失是根据三个经济功能——贸易、消费和海外投资收益的中断对GDP的影响来估算的。中断对中国能源供应的影响被认为是贸易萎缩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中国消费的大部分天然气和原油是进口的。这些分析认为，目前的情况是，到2025年之前，中美经济的重要性和相互关系在本质上都不会发生改变(不同于预期的到那时候的军事能力变化)。

这些分析只考虑到了直接的GDP损失，却没有尝试去估算战争对区域和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对美国和中国经济的反弹冲击;也没有包括那些对GDP本身直接影响很小的成本(例如：受损的基础设施、损坏的军事系统、对伤员的即时和长期护理、被查封的资产)，而这其中任何一个成本都可能是巨大的。

我们也没有量化一个因素，它能使中国的损失远比以下所估计的大得多，这一因素即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深化。由于生产价值链的存在，中国与其邻居(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越来越多地)东南亚)的经济是高度相互依存的。许多东亚贸易由中间产品和零部件构成：在一国生产的输入品被运至另一国，与来自别处的部件结合，在送入市场分配系统之前被组装成最终产品。这样的一体化在促成使中国及其邻国得以繁荣的效率和生产率的同时，也加剧了东亚经济面对贸易中断时的脆弱性，这比传统终端产品贸易时代严重得多。中国要减少对这种环环相扣的区域生产的依赖，必须面对极大困难，付出极大代价。

对GDP的主要影响是由贸易损失造成。关于中美双边贸易将崩溃的预测，我们确信在战争中交战双方的贸易实际上会下降至几乎为零。但由于战区影响，考虑中国在区域和其他全球性贸易中的损失也很重要。如图3.4和图3.5所示，损失是仅限于双边贸易还是可能包括所有贸易，对中国的GDP损失有极大区别。图3.4表明在只有中美贸易受影响的情况下，贸易、消费和投资收益的损失对GDP的影响。图3.5表明在中国与美国、本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受影响的情况下，贸易、消费和投资收益的损失对GDP的影响。曲线的宽度表明不确定性。就军事损失而言，T2假定为一年。

图3.4 双边贸易、消费和投资收入损耗对GDP的总体影响估计

现在，想想GDP会发生什么变化，假如中国的非美国的区域性和全球性贸易(几乎全部经由海运)，也被西太平洋地区的大范围战争所影响。我们假定中国的区域性贸易下降80%，其他全球性贸易下降50%。(区域性和全球性贸易不下降更多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货主可能被国家责令继续经营。)表3.3总结了对中美在一场长期高强度战争中的经济成本的象征性估算，其分析与来源可在附录B中查阅。

中国GDP预估性的下降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GDP实际下降29%作比较，其时德国本身幸免于重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GDP下降64%，日本的GDP下降52%，其时两国都遭受沉重打击。当然，认为中国面对这种损失会不愿或无法继续战斗相当于无视了德国和日本承受的更大损失，还伴随着大规模的破坏，并且，它们直到别无选择才投降。此外，正如我们所预测的，中国政府可能会努力限制对消费的影响。然而，GDP下降三分之一对中国及其国民的影响显然会是深重和持久的。相比之下，一场长期高强度的战争对美国及其国民的影响，在严重时也只相当于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

在一场有限和低强度的战争中，损失的贸易、消费和海外资产收益造成的经济成本将是类似的，在规模上大幅度减少，并且对中国造成不对称的危害。

在更具推理性的情形中，如果网络战(在高强度战争中很可能出现)从军事领域进入到民用领域，中国和美国都容易遭受经济损失。虽然双方都对“全面”的网络战争有一种强烈的反感，并因此可能相互被威慑不去攻击另一方的非军用计算机网络，然而一旦开始，遏制网络战争的能力将是未知的(如果不是不可知的话)。某些支持多机系统的网络基础设施和某些支持军事行动的计算机系统也被运用于商业或其他民用目的。

举一个例子，在一场重大的武装冲突中，美国军队的供给可能依赖物流企业，主要依靠其开放的数据系统(可能是基于互联网的)管理和转移物资。如果战争发生，中国会试图避免降低这种系统的性能吗?美国会克制住不去攻击支持中国军队运输的系统吗?两国不会忍不住去摧毁对方支持战斗的电信系统、空中交通管制或能源分布系统，或者干扰对方的政府服务网络吗?总而言之，区分军事网络战和国家经济网络的“防火墙”可能被证明是无用的;一旦越过，网络战争可能失去控制，影响各种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互联网和商业系统。

大体而言，中国和美国都同样容易遭受这种民用网络战争引发的危害，因为双方的经济和社会都严重依赖计算机网络。针对美国的一系列大规模网络攻击的经济损失的估计，从700亿美元到9000亿美元不等。拥有至少比美国多2亿互联网用户的中国，在针对民用网络基础设施的战争中，可能与美国有一样的损失。中国的经济变得在内部高度综合、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也非常密切，而这种一体化是通过有潜在脆弱性的数据网络来实现的。

网络攻击引起的国内和对外贸易的中断可能加重中国战争的经济损失。

两国都能够修复、应对和控制网络攻击的影响，然而，不同行业多重冲击的累积效应可能引起生产、贸易和消费方面相当大的下降。虽然我们没有预测不断升级的网络战可能引发的成本，然而很明显，如果中美爆发了长期高强度战争，这种成本可能对双方来说都非常巨大。

总之，一场中美战争(除非是短期低强度)引起的经济损失，对中国来说可能比美国大得多，这种不对称性可能持续(如果不增长)到2025年。与军事力量平衡不同，由于其对全球市场和资源的需求，在减轻与美国战争的经济风险方面，中国能做的很少。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的发展成为可能，同时也使中国面临风险，即战争可以使这种发展戛然而止。虽然这可能会阻碍中国军方感知或传递对于光明的军事前景的信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愿意或无法承受这样的代价。

权衡代价：政治影响

战争产生的国内政治影响会由于中美两国迥异的政治状况而相距甚远。我们假设这些情形在2015年和2025年基本是一样的。政治影响的本质、规模和时机将比军事损失和经济代价都更难预测。尽管下文描述的在长达一年的冲突(假定为长期战争)之中或之后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是否真的会出现还无法预知，但它却着实值得被考虑。

中国目前由一位强有力的最高领导人领导。这位领导人正努力加强对军队的文官控制。最高文职官员之间及其与军事指挥官和经济精英之间的区分都或多或少地模糊了。民意，尽管是重要的压力来源和异议孕育处，却并非对其体制生存至关重要：中产阶级基本都沉浸在爱国主义情怀中;农村的穷人沉默着;农民工尚未形成组织;持不同政见者是极少数且相对于对外政策，他们更关心政治或宗教自由。争论与抗议在这个国家举步维艰。

鉴于人们能广泛地接触到互联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对信息的接收会受到控制。这个国家和它的网络安全设施拥有众多途径使它们可以按自己意愿来压制发对的声音。然而，北京对国内秩序所担负的责任反映了它对一种动乱的恐惧感，中国曾经历过这种动乱，它能吞噬这个国家，威胁到整个体制，让国家处于衰弱之中。

美国的国内政治状况几乎与中国刚好相反。目前，美国政治已出现对立而政府也出现分歧。几乎任何问题，甚至包括战争与和平，都会引起批评声音、党派争执以及局部的瘫痪。总统作为总司令的职能可能受到损害;反对的声音既会来自主和派，也会来自主战派，又或者双方都有。除非国家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来自大众和精英们的全心的支持并非是毋庸置疑的，突出表现在代价高昂而效果甚微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中。美国政府冒着风险坚持不受欢迎的战争，其耐心与恒心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还要面对两年一次的选举的时候。与此同时，国家在代价异常高昂的战争中的生存问题并不需要有太多顾虑，这一点与中国也许是类似的。

两国的政治反应、约束及结果都受到对战争赌注的认知的强烈影响。事关中国领土主张、历史上的不公以及主权权利的事情会在中国的大众和精英中得到广泛响应。但是许多美国人却认为这类事情并非美国极其重要的利益且不值得为之付出高昂的战争代价。除非统一的领导层能说服他们。随着战争的持续，最初的利益会因伤亡数量、经济影响、对平民的攻击以及公众的愤怒与厌恶等战争的走向而改变，使得国内政治变幻莫测。

在整个冲突期间美国政府可能经历严重的“战术性”政治问题(如政党和公众的对立)，而中国政府只会面对少许类似的问题并有能力管控它们。但中国在一场长期和高强度的冲突中，其国内体制可能要面临“战略性”的政治问题。在一开始，中国也许会有一股强大的“团结在中央周围”的浪潮，但随后就会让位于动乱，而美国则无此动乱之忧。

美国总统可能在一开始就因使国家卷入不涉及核心利益的战争而受到批评。这种批评会因在高强度战争中的重大损失，尤其是伤亡人数，而进一步加强。然而另一方面，如果美国总统为了限制敌对行为和减少损失而撤回美国军队，那么其又会被批评为胆怯。尽管对军队的文官控制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代价的忧虑而造成的压力依然会出现在总统的微观管理中。虽然随着伤亡人数的攀升，公众的支持可能会重新恢复，尤其是在反华情绪的刺激下。但同时，反战势力也可能会壮大。一场长期和高强度的战争可能会撕裂美国社会，并使得党派间对立和政府功能失调的问题进一步加重，这取决于战争的赌注和对损失的反应。

虽然现在美国依然拥有一定的军事优势能取得速战速决的胜利，进而避免这样的政治压力和隐患，但在未来这种可能性也许会降低。美国的三军总司令可能会在求胜的军事逻辑和控制代价的政治经济逻辑之间陷入两难境地。美国国内政治状况是否允许其与中国进行一场长期的、代价高昂的，甚至可能是没有结果的战争，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战争的起源和美国对战争结果所下的赌注。历史证明——中国对此不应忽视——美国在战争期间总是能拥有相当强大的政治耐力。

两国国内的政治支持、政府控制和稳定都会受到网络战的影响，甚至进一步影响到民用领域。在这里，类似的，由于中国政府比美国更加依赖于媒体、网络及其他通讯渠道来影响公众情绪，因而中国也将变得更脆弱。如果北京操纵信息、维护对政府的支持以及避免动乱的能力减弱了，那么自发的、反对的声音将会引起部分人的混乱。

关于美国国内政治将会如何影响战争与被战争影响的预期主要取决于战争的强度与持续时间。关于这些预期的总结如表3.4所示。

一场低强度冲突造成的对中国政治制度和凝聚力的压力也许是可控的。社交网络会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反对派，尽管其体制限制和操控信息及压制异议的能力仍会更胜一筹。政府选择限制敌对行为以避免重大损失，对中国的攻击以及事态升级也许会引起军方不满，但不至于彻底翻脸。我们假设中国的领导人和精英们强烈地感受到冲突的利害关系（例如，事关国家主权与荣誉），那么民众当中任何的反对声音都无法迫使政府停止战争。

然而，高强度的冲突，如果延长了的话，可能会产生国内的政治动荡和离心力。动荡的风险源于其体制的合法性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状况和爱国主义的自豪感;当两者都在某种程度上被战争的代价所破坏时，社会各阶层(如精英、中产阶层、工人和农民)就会对领导层产生厌恶、失望的情绪。届时，不仅资本，连同资本家都可能逃离这个国家。

也许国内的混乱还不能危及其体制，但却能迫使它对大批愤怒的公众实施打击，而这会进一步破坏它的合法性。分离主义的危险隐藏在西藏和新疆。一旦国家陷入与美国的代价高昂的破坏性战争中，这里的分离主义者也许就会有机可乘。由于即使是在与美国的严重的冲突中，强大的解放军地面部队和其他国内安全部队可能依然保持活跃，政府应该有能力镇压分离主义者，但却要付出资源以及国内和国际合法性的代价，而此两者届时都可能是短缺的。

关于中国国内政治将会如何影响战争与被战争影响的预期主要取决于战争的强度与持续时间。关于这些预期的总结如表3.5所示。

把美国和中国可能出现的国内政治影响放在一起来看，中国领导人似乎会在一场短期冲突中面临更小的国内反对压力，而无论冲突的强度如何。美国则可能在战争开始时就面临激烈的反对浪潮、党派之争以及社会两极化。此外，中国领导人将更有能力和意愿来镇压国内反对势力。爱国主义式的支持在两国都会存在，但在中国会更加强烈，尤其是当大多数中国人比大多数美国人都更强烈地感受到己方国家利益在战争中受到的极大威胁。然而，在一场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战争中，中国可能会相比美国面临着更严重的动乱，而这有可能促使中国寻求和平。

美国国内政治状况是否允许其与中国进行一场长期的、代价高昂的，甚至可能是没有结果的战争？

权衡代价：国际影响

中美战争造成的国际影响可以看成是一个同心圆：对全球的影响是处在最外层即最后受影响;小一点的圆，则是对一些非该地区行为体的影响，包括其他地区的盟友;而处在最中心也是最重要的，则是东亚国家。不考虑东亚各国在冲突中的立场、偏好，这些国家、机构以及跨国企业出于对损害经济的担忧，都会希望中美之间的战争能够迅速结束。但是这些并不足以动摇两个交战国。

相比起世界各国的看法，一些大国的反应就显得重要的多，特别是俄罗斯、印度和欧洲国家(北约国家)。中国陆上邻国中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俄罗斯和印度，很可能分别支持中国和美国。印度，尽管其希望避免受到直接的军事影响，但它会增加在边界的军队以准备好进行应对，特别是在它认为其重大的利益会受到影响时。这会导致中国同样也增加在中印边界的地面部队以进行应对(这就意味着中国难以投入过多的兵力来应对美军)。

俄罗斯是一个更大的不确定因素，虽然俄罗斯缺乏足够的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的能力，但俄罗斯能利用美国在专注于太平洋时增加其对东欧前苏联国家和高加索地区的威胁，甚至是威吓其巴尔干地区的邻国。另外一种可能，虽然不太可能但会起完全不同的作用，即俄罗斯会抓住中美开战这一机会，巩固其在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地位，这则会影响到中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俄罗斯能在能源补给上帮助中国，尽管这并不会是免费的。

另外，俄罗斯能给中国提供武器补给，尽管这一点的操作性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它会对美军非常不利。但是总的来说，俄罗斯的经济疲软、军事力量有限及其自身边境的军事需要，降低了其对中国的有效支持，也降低了其对中美战争干预的可能。

我们假定美国的欧洲盟友们是支持美国的立场的，然而他们更可能只是在政治上支持美国，同时敦促这场冲突尽快结束以免冲突升级破坏全球经济。北约虽然不会直接参与战斗，不过它会在美国对中国作战时保证提供支持。欧洲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应对俄罗斯对东欧的压力。在一场长期冲突的进程中，欧洲也许会参与对中国的商品、技术等方面的禁运。

至于中国的另一个“盟友”朝鲜，它比俄罗斯更加难以预测。尽管朝鲜已经不具备入侵和击败韩国的常规军事实力，但它能通过其导弹威胁韩国和日本;虽然首尔方面基本上明确在任何状况下不会卷入与中国的战争，不过日本的态度会因为朝鲜的好战性而变得复杂。

中美之间的冲突会对中东产生很大影响，它会给伊斯兰极端分子和反犹太组织提供一个增加暴力活动的机会。中东的困局会需要美国投入更多的海空军，这会给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军带来麻烦。相反，从美军中央司令部到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大幅的军事调动会增加中东地区潜在的不稳定性。而中东地区的暴力活动、极端主义和不稳定性的增加亦会给中国带来危害，中国需要从中东进口大量石油(尽管大多数的石油运输不会经过战争区域)。

在中美战争中，东亚国家的损失会是最大的：大部分区域会成为战场;贸易集约型经济会走向萧条;中国可能会成为主宰大国或者国内出现不稳;地区的安全和繁荣会受到威胁。大多数东亚国家希望看到的是战争以美国快速取胜而结束，但中国依旧完好无损。中国大多数邻国都在缓慢地与美国提升更紧密的安全关系。这一关系会在中美的冲突中由于中国的好战而被强化。

日本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国家，日本的军事力量不断上升，与中国一直处于对立关系，并且中国非常有可能会攻击美军在日本领土的空军基地。近期日本安倍政府发动的修宪行为，有效地使日本在美国对中国作战时为美国提供军事支援的行为合法化。如果日本参与引发对抗冲突的过程(比如说在中国东海)，那么日本参与到战争的可能性会更大。如果中国对日本进行攻击，包括攻击驻日美军或是日本自卫队，那么基本可以确定日本将参与这场战争。虽然中国可以选择不攻击驻日的美军基地，但这一决定含有很大的失误风险。

日本海陆空部队及其军事武器的能力，在一场到2025年之前的高强度战争中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中美战争的持续时间越久，日本对美国这一方的潜在军事影响越大。在长期高强度的战争中，中国会发现同时与美日两国的军队斗争是非常困难的，日本能为美军的消耗提供补充。而且，日本的参与，可以使美国不用从其他地区调拨军队前来增援。

总之，日本的参与，在一场长期高强度的战争中，会增加中国的损失或者减少美国的损失。由于日本的军事力量正稳步提升，它的加入，会拉大前文所提到的中美在2025年以前长期高强度战争中的损失差距。这种可能性巩固了之前的分析，即尽管中国增强了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而美国的军事霸权逐渐被削弱，中国仍然难以有信心赢下一场长期高强度的战争。同时，日本的卷入可能会激怒中国，从而扩大战争的规模，这就会导致中国战斗更久，还要忍受更大的损失。中国因此可能会加大对日本的打击，尽管这会以在重压之下调拨军队为代价。

根据引发战争的原因和轨迹，大部分东亚国家会以不同的程度支持美国：从允许美国使用本国的军事基地到可能同意派遣部队参与(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又或是，在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韩国)或是国内华人数量众多(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情况下小心谨慎地支持美国，抑或是支持中国(朝鲜)。而澳大利亚军队的参与，尽管规模不大但因为其实力依旧能发挥重要作用。除了军事作用，战争的时间越长、强度越高，中国越有可能被它渴望领导的这一区域所孤立。这反过来会加大北京支持和平的声音(比如在外交部)。

预判第三方现在会如何反应充满了不确定性，更何况要预判十年之后。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争是如何引发的：比如中国明目张胆地要获得东海和南海控制权而引起美国干涉的行动，相比于由台湾而引起的冲突特别是中国大陆在被挑衅的情况下，更容易引起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反应。可以想象的是，美国的盟友们，不管远近，会保持低调，不然俄罗斯和朝鲜的参与会增加美国的军事风险和压力。而另一可能是，如前文提及的关于战争上限的讨论，众多国家被卷入或是投机性地参与到战争中，从而演变为一场准世界大战。然而，我们更多考虑的是，有着直接和重要利益的地区内国家的反应，比如日本，它的参与主要是为了抗衡中国。

总之，国际上普遍的观点是希望战争能迅速结束。而俄罗斯可能会叫嚣，摆姿态，利用中美冲突在其他地区采取行动，不管是否与中国步伐协调。一些东亚国家，会在不同程度上站在美国身后支持美国。日本的参战会在一场长期高强度的战争中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损失，但同样也会导致战事升级的危险。

战争的持续时间越久，这些国际影响越会有利于美国。可能产生的国际反应见表3.6。

四个案例和它们的影响

每个领域的影响都有各自的重要性，并且对其他领域的影响也很重要。

军事损失，尤其对于中国来说，可以影响到维持贸易、防止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和获得能源供给的能力。

战争的新领域——网络空间和航空——对军事和经济都有影响，比如军民两用系统(比如，通信、物流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可能会瘫痪。

网络战争如果不局限在军事网络，将会妨碍对战争做出政治反应，影响到第三方，加深对经济的破坏。

经济损失，不管是由于敌意或是商业破坏，将会影响到长期高强度冲突时军事损失中的人员补给。

经济困难，比如补给品的消费减少、供应不足，将会影响到政治支持、政治稳定性和政治凝聚力，也因此将影响到双方在高强度战事中继续战争的能力和意愿。

对任意一方或双方不利的世界舆论不会对它们战斗的能力和意愿有很大影响，至少短期来说如此。但是，重要第三方的反应可能最终会在主要方面对一方或另一方有所帮助：指导战争、军需品、贸易、能源供给，以及对于美国来说，在其他地区支持它使其可以集中兵力在这场战争中。

表3.7整合了四种情况下双方在四种领域所受的影响。(“军事”列包括了2015年和2025年的情况以体现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改良后的影响。)“综合”列和行分别四种情况和四个领域的四种影响，对双方的影响和相关优势有了个粗略的概括。

总的来说，美国的作战优势下降并不意味着中国在一场美国愿意参战的战争中就会取得胜利。到2025年，战争或许会变成军事对峙的形式，除了网络空间的和航空的损失外，双方还损失了一定的武器平台。但是双方都得承认，它们的损失都没比对方少多少，从而使爆发长期高强度战争的可能性提高。这种战争可能是由经济损失、国内政治影响和国际反应引起。日本参战的话，可以弥补美国军事霸权的衰弱情况，尤其是在长期冲突中。所有这些因为加在一起的话，美国优势更大。

回想起前文提到的，中美战争可能比高强度长期战争的情况(正如我们在此描述的)更严重。在20世纪，两次大国战争演变成了世界大战，类似地，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会重复同样的演变，甚至更糟。不能忽略的是，中美战争可能会波及其它大国和国家：除了日本，印度、越南、北约也许会站在美国一边;俄罗斯和朝鲜则站在中国一边。战争可能不局限于亚太地区。

战争的目标可能会扩大，如果这样的话，战争代价也会相应增加。即使不使用核武器，中国可能也会找到其它方法彻底打击美国。航空和网络空间的使用将受到严重限制。如果战争一直都涵盖各方面，所遭到的破坏和困难将坚定双方决心，有利于进一步动员全国。总的来说，战争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可能比本文为了便于分析而设的最严重情况更严重。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两国和世界的损失和代价将更大，而结果再也不会对中国有利，除非它扩张自己的势力。

第四章结论：中美战争不会有赢家

调查结果

除非美国和中国的政治领导人都拒绝批准其军队执行反击策略，否则任何一国控制随后冲突的能力都会被大大削弱。从一场高强度战争的开始并贯穿整个过程，双方都会遭受巨大的军事损失：在2015年，美国在军事力量方面的损失相对较小，但仍然是巨大的。中国将损失相当大的一部分军事力量，其损失会比美国大得多。随着中国A2AD能力的提高，这种战损比将缩小：到2025年，美国的损失可能从重大变成惨重;而由于美国打击能力的下降，中国的损失虽然仍旧非常惨重，却在某种程度上比2015年的情况损失更小。一场长期高强度战争将会使双方的总体军事力量都大幅下降，并因此更容易遭受其他威胁。

中国的A2AD能力将会使美国越来越难以获取军事作战上的优势和胜利，即使在一场长期战争中。然而，只要美国仍然愿意战斗，中国就不能指望在军事上获得胜利。因此，双方都面临着一场代价极高的军事对峙的前景。

这一结果意味着，国内政治、国际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可以决定一场战争的走向，而在一场长期高强度战争中，这些因素都将有利于美国：

1. 虽然战争会影响双方的经济，中国受到的破坏却会大得多(可能一年后GDP的损失是25%—35%)。因为西太平洋地区的大部分会成为战场，中国的区域贸易和其他全球性贸易会大幅下降。中国在海上能源供应方面的损失尤其严重。虽然与美国相比，消费在中国经济中占的份额较小，但预期其将增长，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在战争中容易受进一步收缩的影响。

2.在政治方面，一场长期战争，尤其是在军事冲突严重和经济艰难的情况下，可能置中国于国内分裂的危险境地——使国家背负重担、面临考验。

3. 日本以及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其他伙伴(在较小程度上)的卷入，对军事行动可能有相当大的影响。相对来说，俄罗斯、印度和北约的反应的重要性较小。然而，北约维护其他地区(至少是欧洲，如果不算上中东)安全的努力将允许其向美国承担更多的、风险较小的对中国作战的义务。这种国际反应的结合将增加中国在一场长期高强度战争中的损失，尽管其A2AD能力得到提高。

简而言之，在2025年，尽管军事发展趋势有利于中国，它却无法取胜，而是可能输掉一场与美国的高强度战争，尤其是长期的高强度战争。此外，这样一场战争的经济损失和政治风险可能危及中国的稳定，终结其发展，并破坏其国家合法性。

然而，一旦战争发生，双方的军事力量、动机和计划可以使一场高强度的、长期的和代价极其高昂的战争的出现成为非常可能的事。在美国不想发生这样一场战争的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是其本身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损失以及对中国毁灭性的破坏给其国家、所在地区和世界造成的影响。这种前景凸显了美国和中国思考如何控制和限制一场危机演变成暴力冲突的重要性，也强调了政治控制与沟通的原则和程序。

建议

调查的结果证实了一个普遍性的观点：中美之间的战争会对双方都带来非常大的伤害，应当优先选择极力避免发生战争。这样的前景可能使得发动蓄谋的战争变得不大可能，同时它也推动了有效的个人和双边的危机管控，以及其他手段来避免误判。

由于美国在一场高强度战争中有可能无法掌握战争的主动、取得胜利或避免重大损失，为了保卫自己美国必须快速打击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力量(A2AD)，并且应该有计划和手段来防止对方的猛烈打击。建立“失效保护 ”机制能确保对军事行动的政治权威。

同样地，中国在一场高强度战争中也会有重大损失，战争持续越长可能损失越大。虽然中国的军事能力在不断提高，但中国和美国有着同样的理由，避免执行快速猛烈的军事反击，这同样也是确保政治控制的要求。并且再次说明，如果两国其中的一方发动了对对方的军事攻击，那么一场高强度的战争就很可能在所难免了。

因此，一旦战争开始，美国有必要克制完全执行其既定的军事计划，但这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中国攻击或者准备攻击，美国对猛烈反击中国不能犹豫。考虑到一方在反击之前所受打击带来的严重伤害，双方在战争开始时做到相互克制是非常困难的。它需要在受到要发动攻击的巨大压力时能达成合作，这反过来也能促成直接、明确、及时的政治沟通，这在战争开始前与开始后同样重要。再加上相信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除了快速打击摧毁敌方力量之外还有其他的军事选择，我们分析得出的建议是：在冲突失控之前能有方法将其遏制是最重要的。

为了防止危机向暴力演化和暴力冲突升级成高强度战争，美国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尝试在未来几年降低中国A2AD的影响力。兰德公司和其他机构都有报告强调应该增加投资更具生存能力的武器平台和反A2AD武器。这些有助于提高威慑力，有助于避免让中国觉得其有信心在一场高强度战争中占上风，并且能提高在危机期间和在关键的战争初始阶段的稳定发挥。但是，这样的努力并不能大幅减少美国在一场高强度战争中的花费和损失。

中国军事实力的提高正抵消美国的军事优势。

尽管中国的军事实力有所提升，但中国依然会在长期高强度的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另外，长期高强度战争的经济、国内和国际影响不利于中国。美国应该确保能让中国意识到可能会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即便军事上并没有失败。

美国除了不能忽视长期高强度战争可能带来的重大伤害，还需要谨慎地做好准备，让中国从能以可接受的代价取胜中醒悟过来。然而，要深思熟虑做好这样一种准备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正如这份报告一开始所强调的，与中国开战是不大可能的，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双方都知道哪怕是获胜，战争的损失都大于收益。此外，充分准备一场战争的花费也是过高的。

考虑到这一点，美国的准备工作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 提高维持高强度军事行动的能力：国防部应分析关键的消耗品(武器和补给)会不会在一场持久战中耗尽。

· 转向更具生存力的武器平台：五角大楼不应该增加投资易受攻击的武器平台(水面舰艇和有人驾驶飞机)，中国的A2AD能对这些装备造成大量的损伤。因此，至少在这个区域，五角大楼应该规划长期的项目，用这些更具生存力的项目来取代脆弱的项目。

· 增强美国与其盟友的作战能力：除了提高生存力，美国及其盟国部队应该利用更多的战略技术，包括定位瞄准、中程导弹、远程防空以及潜艇等。

·与重要的盟友建立快速应急计划：日本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具争论的盟友;然而，现有的美日低调的军事计划是一个已经设立好的框架机制，它能够应对可能与中国产生的冲突。而与其他东亚地区的盟国也应该建立类似的计划。同时北约应该延伸其计划，以确定美国与中国进行战争时，欧洲的盟友们应如何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需要再次说明，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并且最好不要大张旗鼓地完成。

·采取措施，减轻中国中断对美国重要产品出口的影响：再一次说明，必须要有合理的判断。美国在战争中削弱对中国的进口可能对本国的经济造成损害，但这并不是灾难性的。美国政府确定国内或其他国家可以替代由中国生产制造的产品便足够了。这会涉及储备物资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材料。

·让中国难以在战争中获得对战争重要的商品和技术：虽然美国对中国的一般封锁并不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多大损害，但美国可以采取措施让中国难以维持一场长期高强度的战争。切断中国海上获取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通道将会产生最显著的效果。尽管俄罗斯可能会愿意为中国提供军事硬件支持，但中国将难以从西方获取更多的资源。

美国的这些措施会强化中国的观点，即美国试图包围和孤立中国，并且可能让中国产生一种想法，即美国想要在战争中摧毁中国。需要区别指出的是，除非是战争使然，美国并不寻求孤立中国。尽管只是在一定程度，中美关系能够通过双方在政治军事上的合作和商讨协调危机管控得到缓和。

正如美国《美国法典》第十卷(Title X)和美军的共同责任所指出，美军在准备应对工作的多个方面都具有重要地位。美军应做到如下：

增强应对A2AD的陆基力量(如移动中程导弹和远程防空系统)，以便能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实施有效打击。

支持东亚的伙伴安装部署有效的防御武器，包括导弹防御和空中防御。

促进与伙伴的彼此协作，尤其是与日本。

积极拓展和深化与中国的军事互信和合作，减少因误判而带来的危险。

由于本文所构建设想的中美战争并不涉及大规模的地面作战，美国陆军的损失比例会比美国海军和空军小得多。因此，尽管如刚才所提到会有重大技术的投入和兵力部署的调整，但这并不会改变本研究所分析的整体强度或是动员要求等因素。不过，由朝鲜半岛问题而引起的冲突可能会改变这一假定。

最后结论

中国军事实力的提高正抵消美国的军事优势，而且因为科技发展有利于常规的反击能力，两国的战争可能很激烈，持续一年或以上，却没有赢家，并且给双方造成巨大的损失。这样的战争持续时间越长，对经济、国内政治和国际的影响会越大。这种非军事影响在给予中国最严重打击的同时，也会极大地冲击美国的经济并削弱其应对世界范围的安全挑战的能力。美国应该做好与中国进行一场长期而激烈的战争的周全准备。同样重要的，是美国限制与中国战争的范围、强度和持续时间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通过其规划、文官统治制度和在和平、危机以及战争时期与中国沟通的能力来实现的。

同样地，对中国来说，政治控制和良好的战时高层沟通是必要的。确实，中国军事上的发展减少了必然输给美国的危险。然而，中国不能指望靠一场短期战争来获取优势，而一场长期战争可能使中国变得虚弱、动荡、不安全和贫困。用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话说，势均力敌的武装力量在考虑战争的时候，也需要权衡潜在收益是否能“补偿可能的损失的利息”。随着美国和中国摧毁对方力量的能力变得更平等，没有一方有把握以可接受的代价取胜。倘若一场对抗或事变还是导致了战事的爆发，那么双方最好仔细思考如何限制其危害，而不是如何取胜。

附录A 

军事损失

低强度案例

短期、低强度

· 冲突的结果导致双方都有即时的损失。

· 中国会因其相对缺乏现代战争经验和性能略落后的系统和平台而损失得略微多一点。

长期、低强度

· 在整场战争中，持续的敌对行动导致额外的但相对少见的损失。

· 中国会因其相对缺乏现代战争经验和性能略落后的系统和平台而损失得略微多一点。

高强度战争的案例  2015

表A.1 在2015年爆发一场高强度战争所可能导致的军事损失

航空器

美国的损失

这里并不打算对中国是否会动用联合空中力量重创或击沉美国航母做出具体判断。

在最初，由于中国的导弹及空军力量，美国就可能在该地区损失大量的军事力量。中国拥有相对少量的现代化战机，而最新一代战机应尚未部署。

美国在该地区的空军基地也会遭受攻击，但由于中国有限的空中加油能力，其将无法针对美军基地展开持续的行动。

美军在空战中会取得优势。

美国航母极易受到中国潜艇的攻击。

中国的损失

一旦中国最新的战机丧失作战能力，中国将严重依赖只有有限数据中继能力的陈旧、老化的战机。这意味着在战争期间中国空军在面对美军时将变得非常脆弱。

然而，中国拥有许多基地可以隐藏其战机，例如内陆基地和隧道设施。相比起战机被击落，中国更可能选择这么做。

中国缺乏进行持续空中作战的现代经验以及空中加油能力，而这会影响战机出勤率。

水面舰只

美国的损失

这里并不打算对中国是否会动用联合空中力量重创或击沉美国航母做出具体判断。

在最初，由于中国的导弹力量及可能出现的由解放军海军和非军用船只组成的蜂群战术，美国就可能在该地区损失大量的军事力量。

该地区的海军基地同样会遭受攻击。

美国舰只可以隐藏在远离战场的太平洋深处。

中国的损失

中国舰只极易受到美军潜艇的攻击，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在反潜战方面的弱势。

考虑到所有中国海军基地都靠近潜在的战场，因而它们也将是脆弱的。届时其舰只将无处藏身及补给。

尽管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的舰船建造设施并且其可能随着损失的增加而扩大建造数量，但却没有新的战舰能及时加入进来以影响战局。

潜艇

美国的损失

美国的潜艇要相对安静并且中国很难发现它们。

中国已经注意到其进行反潜战的弱点。

美国潜射导弹射程要大于中国的，所以美军可以在更远距离参加战斗。

中国的损失

即使是中国最新的潜艇，其噪音也依然相对较大并且容易被发现。它们也许能“更好”地幸存下来(仅仅在相对意义上)，但一旦它们丧失战斗力，其老旧及噪音大的潜艇将很容易被搜寻到并摧毁。

中国潜艇力量的损耗将使得美军潜艇能更好地生存。

导弹

美国的损失及对导弹库存的使用

美国拥有数量庞大的各类型导弹，以及用于发射它们的各类型平台。

美国的一些导弹发射平台(例如水面舰只)变得越来越脆弱，空对地导弹也仅仅能与搭载它们的平台共存亡。

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的路基的导弹受到《中程核力量条约》(INF)的禁止，而中国却不受此限制，这给了中国一定的优势。

中国的远程多管火箭系统(MLRSs)已与大部分美国路基导弹的射程相似。而美国的MLRSs则没有如此有效的射程。

中国的损失及对导弹库存的使用

中国可能在第一波攻击中就大规模使用导弹攻击，而最后，中国可能不得不依赖更多射程短且战斗力更弱的老旧导弹。

考虑到第二炮兵遍布全国的隧道系统，中国的导弹发射平台应该会相对来说生存能力更高。

中国可能隐藏一部分发射平台以防美军定点攻击，而后在短时间内重新部署它们。

C4ISR

两国都具备一定的网络战和反卫星战的能力。然而，中国在这方面尚未经过充分考验并且不那么可靠耐用，可能会损耗得更快。

美国的损失

中国将有能力摧毁一些美国的卫星及其他C4ISR能力。

然而，美国的C4ISR能力比中国的要更加可靠和充足，所以在经过第一波打击之后其损耗会较小。

中国的损失

中国比美国更小的依赖于C4ISR系统，但一旦最初的C4ISR系统遭到摧毁，其C4ISR能力也会大打折扣。

美国会集中攻击中国的各类传感器。

美国同样有能力在第一波攻击中摧毁大量中国的卫星，而中国也很难保存剩下的其他卫星。

在组织方面，由于其僵化的军事组织结构和层次化指挥机构，中国肯定会在指挥方面吃亏。而上述两个问题都可能在战争期间进一步加剧。

附录B  

2015年高强度战争的经济影响

贸易

克里克和泰勒研究发现，敌对双方爆发战争后，在贸易方面，一般来说会有80%左右的跌幅。

一战时贸易下跌了96%，二战时则下跌了97%;而敌对双方之间的贸易几乎完全被破坏。

因此，我们假设中美之间在一场长达一年的高强度战争中，双边贸易额将下跌90%。

在GDP计算中，贸易每增加1%，就相当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97%。

美国的损失

2013年美中双边贸易总额为562亿美元。

美国2014年GDP为17.4万亿美元。

对美国来说，美中双边贸易下降90%相当于GDP中的贸易减少了3%，这将导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6%。(参考图B.1和B.2)

双边贸易下跌90%，一年之后将使美国GDP下跌6%。

中国的损失

2013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为562亿美元。

中国2014年GDP为9.7万亿美元。

对美国来说，美中双边贸易下降90%相当于GDP中的贸易减少了5%，这将导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0%。(参考图B.1和B.2)

双边贸易下跌90%，一年之后将使美国GDP下跌10%。

随着中美贸易下跌90%，东亚地区贸易下跌80%，全球贸易下跌50%，一年之后，中国的GDP将下降30%。(因为我们预估西太平洋将成为战场。)

消费

因为上文所述的贸易影响已经考虑了一部分消费的影响，因而这里对消费影响的分析为之提供了一个上限。

美国的损失

赫斯的研究发现，一场远离本土的战争将导致消费下降4%。

美国2013年的消费总额相当于GDP的68%。

由于消费方面的下跌，一年之后将使美国GDP下降3%。

中国的损失

赫斯的研究发现，一场远离本土的战争将导致消费下降4%。

中国2013年的消费总额相当于GDP的34%。

由于消费方面的下跌，一年之后将使中国GDP下降2%。

由于在GDP中消费所占份额较高(60%)，随着消费方面的损失，一年之后将使中国GDP下降3%。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