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是一条长三四百米的小街，我曾忝为街民，六岁随外祖父迁入，三十六岁才离开。在那里，我上小学中学，又做工人，在逆境中发愤读书，又考上研究生；在那里，我长大结婚生子，又永别了外祖父母。一句话，三十年苦乐年华都在那里度过。现在回想起来，对通泰街我颇为依恋。依恋什么呢？细细想来，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一种文化精神。
在通泰街中段北侧，周南中学开有一便门。幼时，外祖父常指点说：“这是蜕园旧址，唐朝文士刘蜕住过。”长大后，我翻阅古籍，才知道刘蜕是当时荆州以南第一位进士，天下艳称：“破天荒”。他住没住过通泰街，当然是荒诞无稽了，所谓“蜕园”极有可能是后人附庸风雅之举。于史有据的便是后来周达武买下这块土地。周达武本是宁乡石家湾一个煤矿工人，后投湘军，受知于骆秉章、左宗棠，因军功擢升，曾任四川、贵州、甘肃提督。他喜好舞文弄墨，以善写“虎”字著称。笔者就见过他写的“虎”字中堂，但觉得笔致实在一般。他买下蜕园作为休息之所，这是当时省城首屈一指的苏州式园林。周达武本姓朱，是明朝皇室吉王的后代，明亡后，将吉字加“冂”为周，以图隐匿。民国成立，他的次子周家纯呈上家谱，请求湖南督军府批准复姓，改名朱剑凡。此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家外祖父与杨树达等一班教授都知悉其详。朱剑凡是个醇儒，后来将蜕园全部捐赠给周南女中作校舍，至今周南中学中还有剑凡堂。
据《齐白石年谱》，1922年春天，国画大师齐白石也来通泰街住过。是年3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闻京汉路有战事，不敢北上，居通泰街二十一号胡石庵家，得题不倒翁诗。”我见到过这幅画，题诗是：“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我当时忽发奇想，如果现在白石翁重来通泰街，会写出什么样的诗呢？
期间当代文史大师陈寅恪先生也在周南女中临靠通泰街那一侧的房子中住过，他在五十年代给杨树达的信中说：
援老（陈垣）所言，殆以丰沛耆老、南阳近亲目公，其意甚厚。弟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其地风水亦不恶。
信写得很风趣，下笔又很含蓄，以“丰沛耆老、南阳近亲”比杨树达，并说自己沾了吉王的光，“风水亦不恶”。从小我过往蜕园旧址，总觉得有一股神圣的学术吸引力，使我不管遭遇何等坎坷，不管心累如何沉重，拳拳向学之心不变。后来治学最心仪的学者就是陈寅恪，其“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我一直奉为圭臬。现在想来，这也是一种缘份吧。
我就是在通泰街一边做工，一边苦学的。外祖父总教导我，“人”字易写人难做，但不管命中注定从事何职业，都要做一个读书人。那时工厂“抓革命、促生产”，经常要加夜班，我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家中，还要看书学习。记得有天晚上，我走过市嚣已静的通泰街，曾写过一首五律以明志：
树映银灯绿，车停闹市清。
双肩余铁锈，孤月照归人。
世事多飞跃，吾人岂独沦。
且看今日报，已作旧时闻。
我的邻居严怪愚先生是解放前名震东南的“笔挟风霜名记者”，解放前以直言受迫害，解放后却也以直言罹祸。他蜗居斗室，来往的有同街彭靖、易祖洛先生，邻街陈云章、周艾从、傅白芦诸先生，他们都是有正气、有才气、有骨气的文化人，穿着破旧，所谈的所关心的却都是国家大事。我得以叼陪末座，斗室中常觉惠风和煦，得益匪浅。
现在我已过知天命之年，早已不是青鬓少年郎了，教我诵读经史的外祖父墓木早拱，严怪愚先生和彭靖先生也已作古，通泰街两边摆满了菜蔬食杂摊贩，还有网吧、OK厅和茶室，变得又闹又窄了。看来这里物质生活是搞活了。然而我走在街上，两边的喧嚣我一句都听不进去，我的心被那些往日温馨的音、影占据得严严实实的。从头卡子走到通泰码头，又走回来，我觉得自己好像还是当年的青鬓读书郎；我觉得精神上受了一次洗礼……
作者：陈书良（1999.8）
来源: 名城长沙网
2020-9-24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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