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内战，很多人都会想起美国南北内战、中国国共内战等。这些内战虽然名声、规模很大，然而说到战争的重要性、紧迫性、激烈程度，估计没有哪个内战能与西班牙内战相抗衡。因为，西班牙内战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就反映了当时的场景。
众所周知，二战是法西斯势力同反法西斯势力的一次重大较量。这种较量并非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的局面，而是首先体现在了附属国的争夺之上。当时的西班牙共和国，成为了双方率先争夺的目标。法西斯势力在西班牙的傀儡——国民卫队率先发动了叛变。而当时的执政党——社会党也展开了顽强的抵抗。
从表面上看来，这只是一场政党之间的权力争夺。然而，这牵扯到了法西斯势力、民主势力、红色势力等等一系列的国外势力。由于西班牙位置的极端重要性，斗争的结果将大大影响二战的走向。由此，一场富含权谋和实力的明争暗斗就此展开。
巴雷亚的心事
阿图罗·巴雷亚枕着情妇的膝盖，躺在马德里西北部瓜达拉马山脉中的一片铺满松针的棕色林地上。此时正值7月19日周日的午后，蝉鸣如泉，空气中溢满树脂的香味。巴雷亚身形颀长，一头黑发梳成大背头，双眼犹如埃尔·格列柯笔下的圣徒，嘴唇性感饱满。天气炎热，巴雷亚与玛利亚在野餐时饮了一些葡萄酒，随后便是一番缠绵。此时，巴雷亚有些昏昏欲睡；他渴望闭上双眼，任由梦神将自己牵走。然而玛利亚却怀着些不同的念头。她想与巴雷亚聊聊。不过，这一次她并不想倾诉自己究竟有多么希望他能离开自己的妻儿，多么希望在做了他6年的秘书与偶尔的枕边人后，成为他明媒正娶的妻子。这个话题往往都会在她婆娑的泪眼中走向僵局。今天，她只想知道，昨晚一整夜，巴雷亚究竟去了哪儿。到底是什么绊住了他，让他既没有回家，也未曾去往她的香闺。然而，过去12个小时所发生的事情与感受太过强烈，太过直接，令他难以启齿；他觉得自己将无可挽回地失去生活的平衡，而他早已精疲力竭，无力再去面对所有后果。
38岁的巴雷亚在生活中营造出一种微妙的平衡。他出身贫寒，命途多舛。在经历了许多打拼之后，他成了里昂信贷银行马德里分行的一名职员。
因为学习能力强，他的微薄薪水很快便涨了起来；若他愿意阿谀奉承，也许早就在银行业内高升了。可他自尊心强，面皮又薄——一种危险的组合——老板们在他面前摆出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令他十分恼怒。同时，他也为自己卑微的出身而感到羞耻，他知道自己的老板对此极其蔑视。心中的另一个壮志——写作——再度萌发，然而，投给《马德里周刊》的散文如同石沉大海；在各色聚会与文学咖啡馆中进行的随心所欲的讨论似乎也无甚裨益。20岁时，他加入了社会党的总工会，劳工总会；尽管感觉身穿年轻绅士的西装、打着领带参加工会会议有些不合时宜，但是较之那些身着礼服大衣，从夹鼻眼镜上方怒视他的银行董事，他觉得自己与那些穿着衬衣、踏着帆布鞋的工人们更为休戚与共。那些人俨然摆出一副恩人的姿态，加之他认为投机倒把纯属不法交易，他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宣战的那一天愤懑地离开了银行业，并称其为“猪圈”；尽管巴雷亚可以克服所有困难，设法跻身老板的行列并在阿尔卡拉街最时尚的区域拥有一间能够俯瞰街景的专利代理人办公室，他依旧站在工人而非权贵这边。“我是一个没用的资本家”，他说。
倒不是说他不喜欢资本家的收入及其金灿灿的身份，他喜欢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而又不属于任何一方。他倒是设法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成功地置身于过去10年的政治斗争之外。没错，1931年新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他的确加入了社会党。同年，他协助一位朋友组织了一个新的文员工会；但除此之外，即便是在右翼自1934年获得选举胜利后的“黑暗的2年”间，他也始终处于观望状态。虽然作为一名专利代理人，他会大加谴责工作中屡见不鲜的腐败与剥削，但是他告诉自己，他不过是经济这台机器中一个太过微不足道的齿轮，根本不足以撼动整个机制。
然而，去年2月的全国大选却促使他开始采取行动。他常与家人去马德里城外的一个村庄共度周末，并在那里成立了一个人民阵线委员会——此举并未逃过当地地主与国民卫队军官的注意。国民卫队这支乡村警力时常会扮演贵族执法员的角色。随后的一个月中，政局不断恶化：斗殴与枪战频发，有关政变与反政变的谣言疯传，最终导致反法西斯领袖何塞·卡尔沃·索特洛与社会党突击卫队中尉何塞·德·卡斯蒂略在相隔一周的时间内双双遭遇暗杀。巴雷亚意识到，自己终是需要选择阵营了。
叛乱的爆发
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准备好面对前一晚所发生的事情。马德里整日都处于濒临崩溃的状态，人人都竖起耳朵留意收音机中的新闻——这一点很容易便能做到，因为政府在每处街道拐角都安放了扬声器——因为，零零星星的新闻公告极其突兀地打断了一组组美国舞曲，向人们播报着在偏僻的军事要塞所发生的兵变。无需恐慌，政府已完全控制了局势。但是谣言四起，叛乱的消息不断传来。显然，巴塞罗那发生了巷战。人们开始在酒吧、咖啡馆与街头聚集。万一政府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呢？万一这些兵变如同佛朗哥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所开展的运动一般，是整肃左派的开端呢？如果军队调转枪口对准平民，谁又会来保护他们？与家人共进晚餐后，巴雷亚穿过阿维玛利亚街，来到常去的埃米利亚诺酒吧。酒吧的收音机正以最大音量播放着汤米·道尔西的“旋律旋转不息”，人们嘶声叫喊着相互交流。他刚点完一杯咖啡，乐曲声便被播音员打断了：事态已然十分严重，工会会员与政治团体成员应立即前往各自总部报道。
仅仅几秒钟的时间，酒吧内便已空无一人。惊恐万分的工人担心驻扎在城市周边的某支驻军会朝他们开火，因此走上街头要求拿起武器自卫。巴雷亚已挤过拥挤的乱民群，来到了位于丘埃卡区、格兰大道另一侧的社会党总部，人民之家。大批工会志愿者正叫嚷着要组建一支防御力量。虽然他对战争兴趣寥寥——里夫叛乱期间，他曾在摩洛哥服过4年兵役；这4年早就医治好了他的这种毛病，当初迈进被围困的小镇梅利利亚时遇见的腐尸所散发出恶臭仍萦绕在鼻尖——他不想采取怀柔的政策，也不愿败在法西斯主义者手下。因此，他整夜都未曾离开人民之家，教授那些一辈子都没摸过枪的男人们如何替老式毛瑟枪装弹，如何开枪射击。他当初在工程营中配发的枪支便与此类似。如果法西斯企图夺下马德里，他们就不得不为它而战。如果政府决定向民兵发放武器，使他们可以参与战斗，他们同样会这么做。
同时，政府班子聚在紧急秘密会议室中，经历了一番解散、组建以及重组的过程。一些部长敦促政府与叛军妥协，而另一些则要求以牙还牙。破晓前，政府终于宣布：“政府已接受法西斯主义向西班牙人民发出的宣战。”人民之家传来阵阵欢呼声；随后，太阳在万里无云的空中升起，人们照常回到家中或是咖啡馆享用早餐。离开人民之家后，巴雷亚发现街道上一片寂静，空无一人，似乎与往常炎热的夏日周末并无二致。也许，巴雷亚放任自己生出种种希望，叛军现在便会打起退堂鼓，令生活重回正轨——无论之前过的是何种生活。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因此决定带着玛利亚前往塞拉山中度过这一天。这是周五时他曾向她做出的承诺，一切已仿若隔世。
现在，他很后悔自己的决定：他想知道自晨间起，首都与西班牙其他地区的局势，但玛利亚绝不是一位可以倾听你内心恐惧的贴心听众。6年前，她刚来专利局工作时，他曾希望能与她探讨自己的思想、信念和希望，因为他无法与奥雷利娅谈论这些话题。巴雷亚的妻子认为他的政治立场是阻碍她缔结上流社会关系的绊脚石，而且只有懦夫才会希望自己妻子既是可以交心的知己又是同床共枕的伴侣。他将玛利亚变成了自己的知己与秘书；虽然吐露心声的长谈最终演变成了偷情的幽会，而玛利亚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情人，但是奥雷利娅对这种安排视而不见，因为在她看来，只要没有私生子，男人有了外遇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玛利亚并不想成为巴雷亚的灵魂伴侣，她只想取代奥雷利娅的位置。现在，他酸溜溜地想着，自己与两个女人纠缠不清，却又哪个都不爱。
千钧一发的时刻
巴雷亚对现实感到无力，同时又忧心着树木繁茂的小山丘之外的那个世界，于是他站起身来，说道，5点有一趟回城的火车，他想赶这趟车回马德里。玛利亚板着脸陪他下山来到谷中的小村庄。他们在车站的酒吧里点了啤酒，巴雷亚与一位在社会党会议上遇到的熟人——为了健康，每年都会来此避暑的印刷商——简短交谈了几句。两三名国民卫队军官敞着外套，正在窗边打扑克，漆皮三角帽就搁在桌上；巴雷亚和玛利亚起身赶火车的时候，其中一人站起身，扣好外套，尾随他们行至酒吧外的街道上。他拦住他们，要求巴雷亚出示证件——在见到巴雷亚金色的证件后，这名军官扬了扬眉毛。像巴雷亚这样的年轻绅士怎么会和印刷商这种赤色分子相熟呢？他怀疑地问道。直觉告诉巴雷亚，绝对不能如实回答，因此他便扯谎说他们是童年好友；所以，尽管他搜了巴雷亚的身，但最终还是放他离开了。
巴雷亚后来才知道，自己当时的情况简直是千钧一发：第二天，国民卫队打着叛军的旗号接管了这个村庄，那位印刷商在路边遭到枪决。不过眼下，当火车驶入马德里北站后，他和玛利亚只感觉自己来到了一座面目全非的城市。车站外的交通已近乎瘫痪，卡车满载着引吭高歌的工会会员驶向一个方向，而富有的马德里市民则带着行李驾着豪车驶向另一个方向，向着北部的西法边境进发。街道上设置了路障；人们高举握紧的拳头向驶过身旁的社会党公务车致敬；每拐过一处街角，便会有持枪的民兵拦住巴雷亚的和玛利亚，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明。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片刺鼻的烟雾之中。待巴雷亚将玛利亚送至其与母亲、兄弟和妹妹共住的公寓，随后匆匆前往阿维玛利亚街时才找到了烟雾的来源。他发现街区内的教堂——包括他小时候曾经就读的那间隶属于虔诚学校的教堂——均已陷入一片火海。每当古老的石块发出嘶嘶声噼啪爆裂时，每当教堂的圆顶或塔楼在街头轰然坍塌时，聚在教堂门前的人群之中便会爆发出阵阵欢呼之声。一些旁观者告诉他，法西斯主义者曾从高耸的塔楼向平民扫射或是将武器放置在圣器之中；“而且，”其中一人借用了对于身着黑色法衣的祭司的粗俗比喻，“无论如何，那种蟑螂数量太多了。”巴雷亚对那些有组织的教会并无多大好感——连带着也厌恶上了它们与大地主、大银行家和大船东之间的亲密关系，它们在穷困潦倒的国家里积累起的财富以及它们反知识分子的正统教义——但是这种大规模的破坏行为仍令他觉得厌恶。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中，回到了奥雷利娅和孩子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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