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正在弹吉他，我没有问他叫什么，姑且起个“阿龙”的艺名吧。我敢说，许多的歌手或者流浪歌手中，每十个就有三个叫阿龙的。他冲我们笑了笑。“用餐愉快”，然后继续拨动琴弦，“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
前面的一段画面是我正在跟几个朋友一起在簋街撸串，就是那家曾经以为我是黑帮的的那家，酒过三瓶，最近酒量很旺。这位小哥过来希望我们能点一首歌，我就点了一首，他问我歌名，我说就来首老歌吧。就是上一段了。
我还在北新桥混的时候，结识了一位流浪歌手，他现在在三里屯的酒吧。而他之前一直在簋街的各大饭店卖唱，租住在一间5平米的地下室里，捡来一块摩托车的后视镜，对着它刮胡子、擦眼屎。
阿龙如我所见过的大部分歌手，留着蓄意的长发，梳成许巍的发型，从沙哑的喉咙里传出特别让人动容的歌谣。我们又点了几瓶啤酒，希望他能坐下来一起喝，他起初拒绝，看我们绝对诚意，他就坐下了，一定是晚饭还没有吃，冬天里的饿能看的出来，我又让服务员上了几个烤面包片。
“你唱的不错，来，喝一个”，然后举起酒瓶，他站了起来，欠着身回敬。
“我有个朋友也是在这边唱歌的，以前就在这里，后来去了三里屯的酒吧，你平时写歌吗？”
“写过一些，现在不想写了，没意思。”他点燃一根云烟，吐出一股淡淡的烟雾，少了音乐的串吧静了下来，冬天本来人就少。
这反倒让我加大了对他的兴趣——冰山上的雪莲不如荒草里的石头来的平凡深刻，一切被高高捧起的，不过是人类对真善美的一种极致幻想，这幻想也可以被称作是过度修饰了的安慰。
阿龙显得有些局促，他来自湖南。“你应该也写过很多歌吧，我觉得，你们写的歌确实是很有内涵的。我听民谣和摇滚，流浪歌手们写的并不比那些已经出名了的歌手差，很多时候，只是缺少推手而已。”
我的兴致越来越高，话也越来越多，如果喝酒缺少故事，那么眼前的阿龙是再好不过的脚本。他点了点头，像是借由我这个陌生人来肯定自己，肯定流浪歌手这个被传说了的群体。
“但是写那些歌有什么用呢，现在没人听这些。这边的歌手是最廉价的，我觉得没有尊重感。”阿龙想要和我喝一口，却发现他的瓶子已经空了，于是继续抽烟。他说，这里的歌手，唱一晚，也只有两三百块的酬劳，他给我看他今天的战果。
阿龙没有去过三里屯的酒吧，簋街是他用唱歌来维持生计的第一个地方，刚从南方小镇到北京城里落脚，低廉的收入对比原先的幻想，忧郁的脸上写着一个底层歌手的坚信和无奈。这是在正常不过的生存规律，北京毕竟是繁华城市，收入波动很大，歌手又扎堆，二百块一晚很正常。我跟他说了我那朋友从簋街到三里屯后的升级故事，日子渐渐的好了很多。
当得知这些时，我第一次见到了阿龙的笑，比他板着面孔时要帅气太多。多日的愁云舒展开来，那一定是不常见的他。阿龙曾经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的海选，每个人唱两首歌，他唱了自己写的歌。如今已经小有名气的民谣歌手赵雷当年也曾参加类似的选拔，他也唱了两首歌，《南方姑娘》和《已是两条路上的人》，最终被淘汰。
阿龙的结局正如赵雷当年的境遇。娱乐节目的传播规律并不认可深度和内涵。搞笑的是，几年后，一个年轻人凭借赵雷当年那曲被淘汰的《南方姑娘》，在快乐男声中大放光彩，音乐界对原创精神的最大讽刺莫过于此。
时间来到十点半，他也要起身走了，互相加了微信，拥抱一下，祝福他好运。
酒有点上头，在出租车上，完结今晚的这些见想，却久久不能平静，这个城市欠每一个努力的人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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