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去了另一个城市,那时候手机还是稀罕物。临别时,你和大家说:“想我就写信,但字丑的不要,特别是你。”大家似笑非笑看着我。
“哼,谁说我要写。”
看着你拉着箱子上了火车,无论什么时候你都是这样轻盈,舞台上是,试卷上的字也是,离开时也是。
火车被群山挡住,鸣笛的声也无力传送告别。
“噢,我还有事,不和你们一起了。”走出站台,我骑上自行车和大家道别。
穿过几条街,我看到了新华书店。
“一共38块6,找你11块4。”
回到家中,我从白色的塑料袋中拿出四本字帖,又从抽屉的小木盒里取出你送我的粉红笔杆,印着小兔子的笔,不符合我阳光少年的形象,拿出去用会被笑话。
三年后,没有人说我的字像蚯蚓了,但依然算不上好看,与你寄给我的信上的字对比,还是天上地下。你在信上说,你过的很好,交了很多新朋友,有时会想起我们,还取笑我的字肯定还是很丑,所以不给你写信。
两年后,高考结束。我的字已经可以被人称赞,但和你的比,依然有不小差距,你也在一点点变化着。两年间,你在信上说,有个男生在追你,不过你以目标远大,没有时间为由拒绝了他。
我又不关心八卦,和我说干什么呢。
你在信上还提到,你远大的目标是上海的一所名校。我这学渣和你一比,确实够遥不可及的。
“妈,给我报补习班。”
“儿子,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妈觉得我肯定出现了幻觉。
之后,我觉得自己可能真出现幻觉,室友说我的梦话里都是关于解题的。每天起床都觉得脑壳疼,但成绩只有微小的进步,那支笔也磨成了白色。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为什么要做这些折磨自己的事,一切都像可笑的自不量力。但看到你信中嘲讽我的字,我就决定要出这口气。
高考后的一年,我神功大成,可以出一口恶气。像是一个哑巴突然能说话了,我迫不及待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沓信纸,乱写一气,毫无逻辑,也没办法有逻辑,然后又重新筛选整理,浓缩到一张纸上,放进信封,写上地址贴上邮票。
我将信放进怀里,骑上小破单车,寻找绿色的邮筒,这个年代,邮筒已经是稀罕物。顶着烈日,找了快十条街,傍晚我依然没有找到邮筒。我丢下车,像丧尸一样继续走。
直到深夜,我不得不接受现实,垂头丧气拿出手机,第一次拨通这一串号码。这串号码是我初中那伙人中的一个女生给我的,她知道我和你的关系,她说如果我坚持不下去了,认命了,就拨通这个号码,随时有个人等着我。
大概有时候,光是坚持也未必有用,妥协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努力失败后的将就不是真正的将就。
几声嘟嘟后,电话传来陌生又熟悉的声音,我是不会忘记这个笑我字难看的人。
“你不是要寄信给我吗?怎么认输改打电话了。”
“是,我是要寄信给你,而且还亲自送,怎么样。”
“地铁都停了,估计车也不好打。”
“那就走过去。你别睡,等我,行吗?”
“随便,反正都等那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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