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材自《当代》2014年第2期曾宪国《大哥》
重庆经验的叙述模式近年来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展现，而曾宪国无疑是这一叙述的代表人物之一，无论从其出身还是成长经历来说，曾宪国都熟稔于重庆地区的人文风情和重庆人民的心理特征。他的作品之中有许多重庆元素的东西，然而仔细探究其重庆经验的背后是一种心理基础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社会变迁对于重庆对于重庆人民的心理特征所造成的影响。当然，如果我们的视野能稍微扩大一点从重庆放眼于其它地区，我们便能在曾宪国的小说中真真实实地感觉到这样一种具有重庆特色的叙述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代表性及推广性的。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种叙述模式中，本土化色彩的增加使得人物更具有代表性是某一类人的缩影，甚至是某一地区的缩影。曾宪国的新作《大哥》无疑就是这种重庆话语叙事模式的一个代表。
我们说《大哥》是曾宪国重庆话语叙述模式的一个代表，而其中所出现的重庆元素则是表现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整观小说，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重庆元素：“沿江的码头”“火锅城”“老茶馆”“棒棒”“麻将”等等。先不说这些元素给小说带来的浓郁的重庆气息，透过这些元素我们似乎也能看到重庆人心理特征形成的基础。重庆“山城”特有的地形以及“火炉”“雾都”等称谓都表现了重庆较恶劣的气候地理环境，而这种自然环境却促成了重庆人坚韧顽强豪爽的性格特点。这一点我们可以透过《大哥》中的一些人物看到，比如主人公毛铁，就是一个性格豪放能够吃苦的重庆汉子。虽然在城市里的打拼并不容易，但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在“人市”也算是混得了一定的地位，在面对城里人任胡子抢占地盘的举动时，他起初是愤怒的，但是了解了任胡子的过去时，在了解了任胡子也不失是一条汉子时，他主动提出与任胡子各占一半的地盘。《大哥》发生的场景是以“人市”为背景的，但是我们却分明能够透过“人市”这一场景看到一个独具重庆特色的文化在其中的影响——码头文化。虽说小说乍看起来与码头全无联系，但是认真思考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这两者的共性。码头文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行帮的形成。“人们一般将同行的组织称为行，而行帮，就是各行的帮会，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地域性和排他性。”行帮形成的原因也是因为船业运输的发展，由于货物转运或者卸载的需要，有许多来自城镇或者农村的散工，他们成为码头的帮云工人，随着码头的形成就出现了比较固定担当码头日常作业的工人，他们组成帮派也就形成了行帮。一旦组成帮派我们就知道这就意味着帮派间的争活揽工的矛盾，甚至帮派成员之间的斗争，码头的这种行帮文化实际上与《大哥》中的“人市”有异曲同工之妙。相对于码头来说，“人市”在古代也已产生，那个时候是买卖人口和劳动力的场所，而《大哥》中的“人市”明显是改革开放之后，对劳动力的聘用场所。“人市”里的人三教九流，各形各色，如果说码头是货运的集散地，那么“人市”则是劳动力的集散地了。“大楼里人头攒动，喧声嘈杂。找活路的男女三五成群，或蹲或站或坐，有的男女在互相打情骂俏，填补离乡背井的空虚；有的拿着硬纸块，上面写着什么红白二案、墩子、卤菜、挑面窝子、熬火锅卤水等等，像找魂似的四下里钻，到处找雇主。”人的杂乱，势必使“人市”像码头一样逐渐形成自己的帮派。虽然在现代管理体制下“人市”有着自己的管理体制，即劳务市场管委会，但是在《大哥》中，这个“人市”的法定代表人在管理“人市”中却表现出一种无计可施的困窘。而正真使“人市”规范化、制度化、纪律化的不是劳务市场管委会主人杜斌，而是本身就是劳工即“丘二”的毛铁及其所领导的兄弟。这种自发产生的帮派在很大程度上就类似于码头上的行帮了，他们共同的作用就在于“一是它们在节制无序竞争和团结同行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二是暗地里它们又多被当地袍哥大爷或黑社会所把持、操纵，成为其争夺码头势力的工具。”第二点在《大哥》中似乎并没有直接的表现，但是却也并不是毫无迹可循。当毛铁在“人市”打拼二十多年后成功跻身为“人市”中的大哥时，他是被很多人惧怕并尊敬的。除开自己手下的兄弟，想要到“人市”中寻工揽活的人也都必须通过毛铁，不仅如此连在城市开火锅店的涂二娃、开餐馆的豆腐西施想要生意兴隆也要巴结毛铁。这样看来，农村人毛铁在城市的生活是如鱼得水的，然而在毛铁身上我们却总能读到一种淡淡的悲伤。这与我们下面会论述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对立、无根流浪有关系之外，个人在城市中的际遇也是有影响的。小说的开头便写到毛铁的身后跟着一个青春活泼的妹儿，这个叫小琴的姑娘对于毛铁是一往情深，但是毛铁对于她似乎并没有爱情。初看如此，实则不然，毛铁对于小琴绝对是有爱情成分的。两人都来自于农村，有着相似的艰难经历和在城市的生活窘态。而毛铁却为何对于小琴的深情一而三的表示拒绝呢？小说里，当小松一直劝解毛铁接受善良勤劳的小琴时，毛铁是这样回答的：“好了，好了，你几个龟儿子硬是泼烦，像我们这样的人，自己都飘起的，莫非硬要害人家一辈子。”可见，当毛铁处身于城市这个环境时，他是不自信甚至内心深处是窘迫的，这也直接导致了他的爱情方面的窘迫。而小说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到，小琴因为被任胡子逼交保护费不从而被任胡子非礼，她在逃离任胡子的时候却意外出了车祸去世，得知这一切的毛铁为帮小琴报仇杀了任胡子，自己也被关进了监狱。看着这悲剧性的故事的发生，我们既叹惋却也无力阻止，因为导致这一切悲剧发生的根源与下面论述的城乡二元对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哲学大师黑格尔认为悲剧就是矛盾冲突，那么导致《大哥》的悲剧的矛盾冲突根本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我们不妨看看《大哥》里毛铁和任胡子所领导的两大帮派最根本的差别就是：毛铁来自农村而任胡子却是地道的城市人。小说不止一次的提到城里人对于农村人的攻击：“任胡子将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你回去跟毛铁说，他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我任胡子是城里人，人市是城里的人市，人市是我的。’”“你还不同意！人市在哪里？不是在你农村，是在城里，你农村人来城里的人市，让你安安心心挣了二十来年的钱，已够意思了，今天城里人要把人市收回来……”城市和农村这两者在身份体制上的明显差异导致当农村人进入城市时身份认同感发生了严重的缺失，他们在城市中打拼既无法再回到贫穷落后的农村也无法得到城市的认同。毛铁想念了在山村的家乡，心疼着山区的贫寒，但是他却再也回不到农村，他在城市有些地位但是认同这种地位的人依然是来城市打拼的农村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些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和毛铁是一类的，他们都是丢掉根的一群人，但是却又无法在城市中找到根，所以他们才能团结在一起，正如毛铁用“飘”来形容自己生存状态一样，他们都是城市的漂泊者而从来都不是正常的居住者。也正因为如此，城里人任胡子才能轻易从毛铁手中夺取“人市”，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城里人，人市是在城里的，所以他们是城里的主人。然而我们看到，城乡二元体制的差异至今导致的后果绝不仅仅是农村人在城市生活中角色的尴尬性，在这种体制背后，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利益、权力的交织。改革开放之后，在各种商业浪潮的冲击下，人对于金钱、权力、利益的热衷使得人与人之间情感的隔阂。而农村与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也导致了人心理层面的不均衡，而人处于这样一种经济大变革的时代下，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精神层面被这种利益关系所操纵。于是我们便能在《大哥》中看到这样一种景象，人人在为生计奔走，毛铁如此，农民工们如此，任胡子依然如此，他们都属于社会的底层，于是他们便有着一种共同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共属于社会上一个尴尬的处境，毛铁他们是身份的缺失，任胡子是城里人却在下层生活中苦苦挣扎，妻离子散。从这个角度出发，毛铁和任胡子都是这种失衡经济体制下的牺牲者。在这种情况下，人选择如何去生存实际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性的问题，换句话说，决定人的生存状态的不再是它的主体人，而是人被制度所选择，人沦为制度、金钱的奴隶。无论是毛铁和任胡子对与“人市”权力的抢夺，还是涂二娃火锅店遭遇丑闻的尴尬，抑或是小琴被雇主猥亵的遭遇，都显示出这个社会在变革过程中对于精神方面的缺失。当然，在曾宪国的小说里，农民的形象与城市人的对立中，我们明显能够看到他对于农民的赞扬，虽然他们粗鄙、没文化但是《大哥》里的小松、毛铁、小琴等都有其内在的闪光点。小松对于残疾卖艺人的同情，毛铁对于民工们的照顾，小琴对于毛铁的真情，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农民的质朴和善良。尽管城市的繁华的确使他们或多或少地沦陷，但是他们身上的农民本质并未得到改变，从这点说来，曾宪国对于农民是同情的也是赞扬的，或许这与他本人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当然，《大哥》这部小说呈现的主题并没有过多的讨论人被制度化的问题，而主要是表现了这种二元体制失衡所导致的城乡矛盾，以及现代人在精神方面的困境。其实这一类的小说在当代文学中比比皆是，路遥的《人生》、贾平凹的《高兴》等等都是表现乡村遭遇城市时所面临的精神困窘状态，而《大哥》与这些相比似乎更多了一些重庆韵味和本土特色，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重庆元素之外,《大哥》的语言特色也是非常重庆化的。这也是曾宪国重庆话语叙述一个明显的特点。
《大哥》中的重庆元素，它所表现的城乡结构二元化的对立以及其富有重庆特色的语言表达都是曾宪国重庆话语叙述的内容。除了看到《大哥》在暴露城乡差异所引发的矛盾以及现代人在社会中的精神困境之外，我们也应看到，《大哥》所笼罩的悲剧性气息似乎过于浓烈，主人公的遭遇以及生存状态似乎更像他们自己在城市中苦苦挣扎。换句话说，曾宪国在表现人物的时候，更倾向于一种“零度叙述”的感觉，类似于余华，当然，不得不说他的重庆方言为其增加了不少人情味。但是，对于作者的自身的情感来说，是不是也应该给予主人公更多的同情和关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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