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教育（贞元）卓越课程研究院院长 王志江
人性论与教育
本文不涉及万物之物理属性，只谈及生命体之生命属性，故：起点是“生物性”，终点是“神性（最高善）”，以及“生物性”有无可能朝向“神性”？从广义的实践意义上何以可能？从教育学意义上何以可能？
一、生物性
从生命进化与演化的角度讲，以“生存诡道”为表征的“生物性”大体上一致的，即：幼体-发育与成熟-繁殖-衰老与死亡-新的幼体……；在意识诞生之前，这是一个“从生到生”的循环，也是一个“从死到死”的循环，当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从繁殖到繁殖”的循环；这个循环需要与环境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所有的生物都表现出极高的智慧，无所谓高下优劣之分，但是在人类看来，有“简单”和“复杂”之别，并因此“命名”了一个进化的链条——所有的植物和动物“一字排开”，作为“神子”的人类立于这个链条的最顶端，无所谓好坏贵贱，无非是由谁掌握了“命名权”而已。
所以，对于“低等生物”而言，其“生物性”可以命名为“生长性”，也可以命名为“死亡性”，当然也可以命名为“繁殖性”（或者其它的稀奇古怪的名字），这些名字显然并无本质的不同，其差异仅仅停留在人类的意识里！如果你认可“生长性”，可能表明你当下的生命状态相对比较积极阳光一点（并不意味着永远不变）；如果你认可“死亡性”，可能表明你当下的生命状态消极悲观一点；如果你认可“繁殖性”，可能表明你当下的意识进展稍微缓慢一点（当然，这仍然无所谓好坏之分）；如果你觉得什么名字都所谓，无非是个“循环”，缘起性空，也许表明你当下偏虚无一点，或者正在怀疑一切，或者在怀疑的基础上正在试图重估一切、重构一切。
总之，你是什么，你就会选择什么；当然，反过来也可以，即：你选择什么，你就将成为什么。看似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但无非是人类意识的“一体两面”而已——或者，如果将人类意识视作“DNA双螺旋结构”，它们就是构成DNA的两条单链；人性是如此复杂，它们注定是相互纠缠、相互摩荡、相爱相杀的！
我选择将“生物性”理解为“生长性”。单细胞生物的无性繁殖是一种“生长”；高大的白杨树向着地心扎根、向着天空展翅也是一种“生长”；非洲大草原上的雄狮，饥饿时猎杀、饱餐时打盹是一种“生长”；而“新冠病毒”通过基因变异（相对于2003年的“SARS”）以降低对人体的“毒性”，从而“更好地与宿主共生”无疑也是一种“生长”！这种“生长性”是一种“力”，是“Power”，是“力比多”；如果你愿意，当然也可以将之视作生物体的“自由心”，或者“自由意志”。
在基督教的创世说中，上帝第三天创造了陆地上的植物，在第四天和第五天创造了水生动物、陆生动物、飞鸟和人类；不过，上帝随后只是将“偷食禁果”的亚当和夏娃逐出了伊甸园，并启示人类通过“赎罪”，从而在死后重归天堂。也就是说，全知全能的上帝虽然创造了除人以外的生物，但是，祂并无关心这些生物；也就是说，在基督教里，只有人是“有性的”——带有“原罪”之罪性、恶性，而其它的生物则是“无性的”——无善性，亦无恶性。
对于原初的儒家和道家而言，他们关注的核心和焦点问题肯定是“人性”，不过，两家都会从哲学上追问“人性源自哪里”，这必然会追溯到宇宙论；所以，儒家的经典《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里的“天”并不是我们的感官所感受到的形而下的天地万物，而是形而上的、能够创生万物的“天道”；不过，进一步，就直接从“天道”跨越到“人道”：人人皆有生生不息、创生万物的仁心、善性。原初儒家提到除人之外的动物或植物，多半都是类比与归纳论证的需要，而不会涉及到生物之“生物性”。道家的宇宙论与儒家基本是一致的，只不过，儒家抓住了宇宙“创生万物”的积极面，而道家则抓住了宇宙“自然无为”的消极面，然后也是直接跨越到“人道”：人应该依法自然而清静无为，不应该违背自然而胡作非为。显然，如同儒家一样，“生物性”的问题在这里也滑脱掉了。
作为墨家弟子的告子，在与雄辩滔滔的孟子辩论“人性之本质”时，明确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告字说：生之谓性。生就是“性”，性就是“生”，生物生来如此的样子就是它的“性”。我们可以看看“生”的造字本意：
这是个指事字，上面是“新芽”，下面是土地，破土而出的新芽的“本来的样子”：生物的生命自由、生命力，生物的生物性之性。
因为善与恶是对人之为人的某种品行的“命名”，所以，除非人类将这个命名规则推及到天地间的一切生物，否则，言说生物性之性是善的，或者是恶的，都是“非法的”、“不合逻辑的”！进一步，在没有界定任何前提的基础上，将“生物之生物性”与“人之人性”进行类比，无论看上去多么雄辩滔滔，本质上都是不符合逻辑法则的！
所以，如果告子明确提出：生物性无善无不善，这个观点至少从逻辑上是合理的。
接下来，我们就必须直面自从有人类以来最最恼人的大难题了：人性善，或者，人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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