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悔没有早点读书学习80：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创伤后成长”，这一概念由Richard Tedeschi和Lawrence Calhoun于1995年提出。所谓“创伤后成长”，是指部分个体在经历了极具挑战性的创伤事件后，如长期羞辱、虐待、重疾、亲人离世、战争、恐怖袭击等，能够在逆境中实现积极的心理转变，从而达到超越原有水平的适应能力、心理机能和生命意识。
“幸存者”一词不仅仅体现了个体曾经历过生活的阴暗面，更是彰显了他们坚韧不拔的力量，即他们成功挺过了那些困苦时刻。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经历过创伤的人都会出现“创伤后成长”，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一些人实现了这种积极的成长呢？其背后的机制又是怎样的？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APA）1994年的定义，创伤性事件通常与实际或潜在的死亡或严重伤害有关，暴露于这类事件会导致人们体验到恐惧、惊恐和无助。Tedeschi(2012)进一步指出，能触发创伤的事件一般具有突发性、意外性和非常规性，常伴有身体伤害或生存威胁，使人产生强烈的失控感。尤其在特定的人生阶段，例如童年期和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可能更容易因创伤变得脆弱。
然而，在研究中，科学家惊奇地发现，一部分幸存者在与创伤对抗的过程中，即使痛苦尚未完全消散，但也同时经历了积极的心理蜕变。例如，一项针对曾在越南监狱被关押数年的前战犯研究表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获释后持续展现出了积极的个人成长趋势，其中承受过极度恶劣环境——反复折磨、饥饿和身体摧残的人，他们的成长尤为显著。
据Calhoun的研究，大约35%-75%的幸存者体验到了不同程度的创伤后成长。然而，这种成长并非创伤事件本身的直接产物，关键在于“幸存”过程——是与创伤抗争并最终存活下来的历程，决定了个体可能实现的成长程度。虽然我们很少有意识地、系统地试图赋予创伤意义或从中找寻益处，但当我们付诸努力时，这种成长确实会发生。
在每个经历创伤的个体中，创伤的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是并存的，只是在每个人身上这两者的比例有所不同。有些人能够通过不断经历“幸存”过程，逐渐克服负面影响，激发出更多的正面影响。因此，“创伤后成长”既是过程，也是这个过程所带来的结果。
Tedeschi和Calhoun(1996)阐述，在与创伤性事件抗争的过程中，个体有望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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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知的改变：经历过创伤的人可能会有类似的想法：“没有什么情况能比现在更糟了。既然我能应对如此困难的处境，那还有什么是无法应对的呢？”研究表明，成功度过创伤后，个体更能依赖自己，提升自我效能感和价值感，对自我认知有了新的改观。这意味着他们在面对未来的困境时，对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评估会提高，同时也更信任自己有能力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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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的改变：研究显示，面对新生儿重症或丧失父母等情况的个体中，约60%的人认为自身从这一过程中获益匪浅，甚至有20%的人表示家庭关系因此变得更加紧密。这是因为创伤经历让他们深刻认识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失去亲密之人可能转瞬即逝，从而更加珍视与他人的联系。同样，遭受过家庭忽视或虐待的儿童也可能更加珍视给予自己关爱的其他人（如朋友、教师、恋人），这种珍视有助于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同时，创伤也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找回曾经忽视的社会支持网络。在经历创伤时，我们更倾向于自我袒露，这种袒露有助于找到适合的社会支持，并认识到在困境中可以依赖他人、接受他人的帮助。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体验过痛苦，因此对他人的痛苦更加敏感，进而成为一个更具同情心的人，这对人际关系的改善起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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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哲学的转变：与创伤抗争的过程还会改变我们对生活的观念。在罹患癌症的女性群体中，这种变化表现为重新审视生活中的优先级，形成全新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比如更加珍视自己的人生价值，学会轻松生活，尽情享受人生。长远来看，与创伤抗争的过程加深了幸存者的精神信仰，强化了他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使其建立起新的生活哲学，即接受好事与坏事会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替发生，这是生活常态。
关于创伤后成长如何发生的问题，Tedeschi和Calhoun(2014)提出了“创伤后成长模型”。该模型揭示了成长过程的一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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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体遭遇创伤事件后，将在三个方面面临重大挑战：
- 管理悲伤情绪，即如何调控和处理极端负面情绪；
- 挑战原有的世界观、信念和目标，即如何在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和信念产生质疑后重建更高层次的价值观和目标；
- 改变生活叙事方式，即如何从痛苦叙事转向构建新的叙事方法，因为叙事方式不仅反映了我们过去的经历和特质，也塑造着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通过向他人倾诉（如互助小组）或自我记录（如写日记）等形式，创伤叙事迫使我们正视创伤事件，深入探索人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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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个体将进入反复思考的阶段，即沉思。起初，沉思通常是无意识的、强制性的（即不受控制地频繁涌现的思维），这些思绪反复占据我们的头脑，使我们不断回顾与创伤相关的思考。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人能自行减轻悲痛情绪，学会掌控并过渡到主动、有意识的沉思状态；另一部分人则会寻求外部支持，通过交流、祷告等方式分享自我感受，从他人的经验和指导中获取新的视角，进而转入主动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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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有意识沉思后，个体便能逐渐调整认知模式和叙事方式，发现新的意义，从而实现创伤后成长，并积累人生智慧。积累人生智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引导我们更好地在反思与行动之间取得平衡，衡量已知与未知，更从容地接纳生活中的矛盾，并以更开阔的视野去理解和解决关乎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
在“创伤后成长模型”中，Zoellner(2006)提出了一些关键的认知策略，对促进创伤后成长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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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认知重塑：积极认知重塑意味着采用更积极的方式来理解和解释产生负面情绪的事件，这是一种“前瞻关注”的情绪调节策略，即在情绪出现之初而非反应之后，就对其进行重新诠释。积极认知重塑是帮助幸存者感到强大，能够掌控和管理艰难情境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这一过程包括识别负面情绪，为其贴标签，然后系统地重新分析创伤事件对个人的积极影响，并以乐观的态度重构和评价创伤事件及其对现在和未来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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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沉思：在创伤后成长的语境下，有意沉思是指对意义探寻、问题解决、回忆和期待进行反复深入的思考。经历创伤后，个体通常会先经历无意识沉思，然后过渡到有意、建设性的沉思。当有意沉思与积极认知重塑相辅相成时，个体的创伤后成长程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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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性应对：在针对9·11事件受害者的研究中发现，采用接纳应对策略——在面对创伤时平静接受已发生的事实，接受不可改变的部分，是促进创伤后成长的重要策略。相比之下，采取防御性应对，如对灾难性事件予以否认或愤怒，不利于个体积极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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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意义的追求：研究显示，幸福感和意义感并不总是一致，幸福感更多关注当下和个体利益，而意义感更侧重长远和利他。那些报告经历较多负面事件和痛苦挣扎（幸福感较低）的个体，其人生意义感反而更强，他们需要意义感作为信念支撑，相信自己在逆境中是为了赢得更深远、更宏大的人生奖赏。
多项研究证实，若个体具备较强的意义感，即认为世界是有意义的，无论正面或负面经历都有其意义，并愿意追求意义，相信挑战性的情境具有投入价值，那么他们更有可能实现良好的创伤后成长。在对脊髓损伤患者和失去子女的父母的研究中，均显示出具有较高意义感的个体在创伤后成长方面表现得更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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