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的易地采访活动《2000年看贵州》，最终确定的参加成员台约四十余家，差不多是历次易地采访活动参加单位最多的一次。这也属于常态。
一般来说，越是边远，越是有地理和文化特点的省份，参加者越是踊跃。而往往中原、内陆的省份，文化背景都差不多，对这些见多识广的电视记者来说，便缺少了新鲜感和吸引力，参与的热度也就自然会打折扣了。
比如我们省也曾主办过一次易地采访，参加的兄弟台，相比这次则少之又少，好歹凑合了二十几家，令主办方的面子勉强说的过去。老百姓常说，做菜容易，请客难，用在组织活动方面，也是一样的道理。
参加这类活动，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费用。在2000年前后，电视节目的制作还没有形成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对一家电视台特别是省市一级的电视台来说，纪录片是只花钱不挣钱的营生，甚至都不如拍电视剧，还可以靠花拉胡哨的内容，引起投资方的兴趣，进而拉来些广告。而拍摄纪录片的费用，则完全是由本单位承担的。这也就决定了它的生存状态，一定是在紧紧巴巴的日子里，求得一点点的喘息。
省台如此，市级台就更可怜了，每一次的选题，申报，都如走山路十八弯一般，级级审批，层层递减，如此运作的方式，自然会影响到纪录片的创作，而生产思想上有深度，艺术上有品质的作品，更是几近奢望。
这是当时国内纪录片创作的基本现状。好在随着市场经济在影视领域的不断渗透，纪录片的市场价值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如央视九套，完全是走的制播分离的模式，投资购买国内外优质的纪录片，打造专业频道，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广告投入，反过来，有了可观的广告收入，便更加有了购进优质片源的实力。良性循环，由此形成。
有点扯远了。
当时的易地采访活动，其条件对参加者还是很优厚的，除了往返交通费，拍摄期间的一切费用，均由组织方承担，被采访的单位和人员，也均由对方配合，组织，协调。当然，前期采访拍摄结束后，后期制作的工作，则完全是参加者的事了。
这也是为什么易地采访活动常常被同行们推崇，特别是有好山好水好风景的省份，如此趋之若鹜的原因了。毕竟拍摄一档节目，可以少花费，又有机会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去体验，旅行，无论怎样，都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虽然从山东去贵州，一路山高水长，机票价格也不菲，但我们此次的行动，还是得到了台领导的支持，一个三人易地采访小组就此成立，除了作为身为编导的我，还有摄像张新臣，和刚从大学分到我们部室不久的主持人孙静。
三个人，带了一大堆设备，摄像机，三角架，监视器，录音杆与防风罩，电池数只，林林种种，好几十公斤。
特别是摄像机，是当时台上最沉重的一款， 型号为sony betacam sp ，单机差不多十公斤。倒不是没有分量轻些的，而是这部索尼机器，在当时来说，成像最佳，品质最好，最适合拍摄纪录片。
好了，万事俱备，出发吧！
这是今天从贵阳去纳雍的路，与当时的交通状况，已是天壤之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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