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大城市在陆续发布幸福指数，但这些发布忽略了“死亡质量”也是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
《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
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后，发布了《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报告：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何谓死亡质量？就是指病患的最后生活质量。
英国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当面对不可逆转、药石无效的绝症时，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就是当一个人身患绝症，任何治疗都无法阻止这一过程时，便采取缓和疗法来减缓病痛症状，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让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完满有尊严。
缓和医疗有三条核心原则：1） 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2 ）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3 ）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
英国建立了不少缓和医疗机构或病房，当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经无法治愈时，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医生除了“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症状的办法”外，还会向患者家属提出多项建议和要求：
1）要多抽时间陪病人度过最后时刻。
2）要让病人说出希望在什么地方离世。
3）听病人谈人生，记录他们的音容笑貌。
4）协助病人弥补人生的种种遗憾。
5）帮他们回顾人生，肯定他们过去的成就。
中国的死亡质量为什么这么低呢？
一是治疗不足：生病了缺钱就医，只有苦苦等死。二是过度治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接受创伤性治疗。尤其是后者，最让人遭罪。这样的抢救其实有什么意义呢！病人不但受尽了罪，还花了很多冤枉钱。数据显示，中国人一生75%的医疗费用，花在了最后的无效治疗上。在医院，最不愿去的就是ICU，尽管那里陈设着最先进的设备。因为在那里，会分不清“那是人，还是实验动物”。花那么多钱、受那么多罪，难道就是为了插满管子死在ICU病房吗？
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时，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
2011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穆尤睿发现，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然后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
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他们选择的不是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手术，而是选择了最少的治疗。在人生最后关头，他们选择了生活品质！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东开一刀，西开一刀，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后，被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这是连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
当一个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家属会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采取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立马说：“是。”于是患者的噩梦开始了。为了避免这种噩梦的发生，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上挂一个“不要抢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
“要死得漂亮点儿，不那么难堪；不希望在ICU，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最后‘工业化’地死去。”成立“临终不插管”俱乐部时，罗点点（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女）完全没想到它会变成自己后半生的事业。
而有这么一份叫作“生前预嘱”的美国法律文件，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时刻通过简单问答，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要不要插气管等等。“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所谓尊严死，就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让患者自然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今后如当病人的病情危及生命时，千万不要用生命支持疗法抢救，如插各种管子及心肺功能启动等，必要时可给予安眠、止痛，让病人安详、自然、无痛苦走完人生的旅程。
结语：我之所以能够认可这个观点，完全是因为我自己曾目睹母亲的救治过程，那是一段十分黑暗而又无奈的岁月。当医生告知父亲已回天乏力之时，父亲仰天思考良久，毅然决定带母亲回家。当时的自己，年纪尚小，虽不理解父亲的做法，而如今是打心底里佩服父亲。我更想让大家明白的是--
没有生病时，珍惜健康，珍惜亲情，多陪陪父母、妻子和孩子。如果遇上绝症，当我们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时，追求死亡质量、选择生活品质远远高于延长生命。我更愿意用有限的日子，多陪陪亲人，多回忆往事，把想做但一直没做的事尽量做一些。
尼采说：“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我们，至今还没学会如何“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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