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总是与正规学科的规律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只要是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现象，不管它是可以看到的，听到的，或是意识中想到的，其实都有对应的学科门类研究。可以说，个人和社会群体的各种意识和行为方案的展示、设计和变动，正是学科可以源源不断发展的动力之所在。仔细想一想也是，文字或学科，不过是对人类经验的某种抽象的提炼与总结。从最抽象的数学到一些宗教哲学，每门学科的发展，莫不是从展示、解释、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开始。从《论语》到《道德经》，到《九章算术》等皆如此，至于其他如医学、文学著作也带有更明显的记录历史，解决疾病等实用的特征。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变得不太会思考了。以为书本上教授的就是全部，或者把书本上的问题与现实问题，完全隔离来理解，谈到用理论来分析现实已经不容易，要是谈应用会更加的困难和复杂。这些问题，归结到根本，可以说教育的方式出了问题，就是教育并没有起到解放人的思考力，而是更加固化禁锢了人们的思考力。随着经济的日趋复杂，对高端的技术，或是各种现象的融合贯通会更加重要，所以，学会如何从现实中提炼问题，发现问题，是一项更本质的能力。许多人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更谈不到解决了。据某位著名博士学者所说，我国的科研水准，清华大学距离麻省理工，至少有五年的差距，虽然不能完全按照时间差距来折算，但如果非要有个衡量尺度，那这个是个可以基本度量的差距体现。一流大学的水平，更多是能不能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别人已经现存的问题。以往我们的知识机构和科研可以照抄别国，但是越是到了只能依靠自己思考提出前沿问题时，不会思考和提出问题，变成一个很明显的阻碍。有这种问题意识，比自己解答了多少题目，更重要。有这种问题意识，才能够促使自己的问题出发点，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而不是漂浮在现实上空的空洞词语。
拿一件今天发生的事情来举例。比如，今天有几位下一级的新生学妹问我一些选课的问题，就是怎么选择自己更喜欢的老师。由于选课系统有人数限制，一个班只有70个名额，总共是8个班。而我们上一届是300人规模，一个班是60人的名额，总共6个 班。招生名额的增加，本身就是一种分配机制的重新设计问题。而每个人对选择的喜好维度不一样，有的喜欢学术水平高的，有的喜欢更容易考试过的，还有的是喜欢老师长的好看的，有些纯粹是为了与同学一个班，各种不一样的选择理由。这种分配机制，表面上和钱没有关系，实际上由于存在差异，就有会好中差的分别心，只是没有用量化表来评分而已，选课其实也是一种争取自身权益和利益的选择。对于没有选到理想课程的人，有人伤心懊恼，有人郁闷难堪，这种分配机制的背后，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有人说，一来可以增加优秀教师的选课名额，比如原来70人的，增加到90人等，一来是另外外聘一些其他优秀教师，增加优秀师资供给。但是增加其他师资供给，会挤占目前现有老师的选课人数和课时量，实际上也是对教师方的利益有损害。增加人数，从70人到90人，虽然是同样的老师授课，但不同的规模（从70人上调到90人），导致整体教学质量的妥协和降低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会对原来的70人不太公平，为了新增的20人，是否可以适当降低课堂效果，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有时候，为了不使得人们有过分的“分别心”或对利益的追根究底，适当地隐瞒相关信息成为一种避免冲突的选项。比如，不要对教师的背景有过度的展示和区分，让大家觉得每种选择的结果都差不多。。这种隐藏信息的智慧，对解决问题，是有帮助，但却是一种消极的解决方式。《道德经》上的“使民不争”，其实也是隐藏信息的一种解决争端的办法。从智慧的本质来说，日常生活中的智慧，是可以应用到很大的“大事”的解决智慧上的。不止有一个人说过，很多大学教授的智慧，其实比普通老百姓高不了多少，从某种意义上，这种说法也是正确的。因为智慧，是人人天生都有的，教授的智慧，用在某一个狭窄的领域上，未必可以有那么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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