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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职业女性的内在障碍：
如果克服了恐惧，你会做什么？
在我出生52年前的同一天——1917年8月28日，我的外祖母罗莎琳德·埃因霍恩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和纽约城里的许多犹太移民家庭一样，埃因霍恩一家住在一个紧挨着自家亲戚、空间极为局促的公寓里。外祖母的父母和叔婶对她的表兄弟们都直呼其名，却叫她和她们的姐妹们“丫头”。
大萧条时期，我的外祖母被迫从莫里斯高中退学，开始帮着维持一家老少的生计。她给衣物缝制布花，她的母亲再以微小的差价把衣服转卖出去。在当时的社会，没人会让男孩辍学，一个家庭若要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希望就寄托在家里男孩的教育上。他们会让男孩学习犹太教律法，而女孩因为不会对家庭的经济收入有太多贡献，所以能体面持家就可以，受不受教育根本不重要。不过，我的外祖母很幸运，当时一位老师坚持要求她父母把她送回学校。就这样，她不仅读完了高中，还顺利地从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毕业。
读完大学后，这个“丫头”在一家名叫“戴维的第五大道”的门店做手袋和饰品的销售工作。她干得相当不错，当她辞掉工作与我的外祖父结婚时，那家店的老板不得不雇用4个人来顶她的缺。若干年后，当外祖父为他的涂料生意苦苦挣扎时，外祖母挺身而出，将整个家庭从经济窘境中挽救出来。在她40多岁时，她又一次展现了自己的商业头脑。当时她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然而她最终战胜了癌症，之后一直致力于为治愈她的那家诊所筹款。外祖母还开创了一项副业，就是拉着一后备箱的山寨手表四处贩卖，当时她赚的钱多到即便是苹果公司也会眼红。我从未遇到过比我外祖母更有精力和毅力的人。当巴菲特谈到他只是在和全世界一半的男人竞争时，我想到了外祖母，如果她出生在半个世界以后的今天，将会拥有怎样不同的人生呢？
当我的外祖母有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两个舅舅后，她非常重视他们的教育。我的母亲后来考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当时这所学校是男女同校的。1965年，母亲获得了法国文学学士学位，她调查了两种适合女性的职业——教师和护士，最后选择了做一名教师。之后，母亲又开始攻读法国文学的博士学位，但因为怀上了我中途退了学。我的父母从未想过，一个女人在生了孩子后仍可以继续工作。在当时，如果丈夫不能养家而需要妻子在外工作，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个男人软弱的标志。因此，我的母亲就成了一位全职妈妈和一个活跃的志愿者。几个世纪以来的劳动分工就这样延续下来了。
尽管我在一个传统的家庭中长大，我的父母对我和弟弟妹妹有着相同的期望——他们期望我们能够成绩优秀，共同分担家务，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对了，我们还应该擅长运动。我的弟弟妹妹在学校里都参加了运动队，而我不是一个“体育苗子”。虽然体育方面的表现不出色，但父母对我的培养让我相信：男孩能做到的事，女孩也能做，并且我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当我在1987年秋季进入大学时，班里的男女同学在学习上投入的精力不相上下。在记忆中，我对未来的职业设想与男同学没有什么不同。我也不记得自己是否曾讨论过有朝一日必须得在工作与孩子之间寻找平衡，我和朋友都认为自己会兼顾事业与家庭。也许，那时我们都太过年轻，不够现实；也许，我们都过于乐观。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课外活动乃至工作面试中，男人和女人之间都在进行着公开而激烈的竞争。从我的外祖母开始，经历了两代人的时间，择业竞争的环境看上去似乎已经平等了。
不过，我大学毕业已有20多年了，今天世界的变化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大。我的那些男同学都在职场上大显身手，女同学里有全职工作的，也有兼职工作的，而像我母亲那样的全职妈妈和志愿者也为数不少。不只是我身边的圈子有这种倾向，与男性相比，具有较高职业素养的女性人数正在大幅度减少，大量女性正在退出“劳动力”大军。男女比重的分化直接导致各种机构与指导人员愿意更多地在男生身上投资，因为从统计学角度看，他们更有可能坚持工作。
朱迪恩·罗丁，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总裁，常春藤盟校中的第一位女校长，她曾对与我年纪相仿的一群女听众说：“我们这代人曾奋力抗争，以求给你们有选择一切的自由。我们信仰选择自由，但没想到你们选择的是放弃工作。”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这代人成长在一个日益平等的时代，我们也相信平等是一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趋势。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都太天真也太理想主义，职业抱负与个人发展的结合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富有挑战性。几乎是在同样的人生阶段，我们既被要求在工作时间上要有最大投入，生理上又要求我们生儿育女。丈夫们通常不分担家务，也不帮着照看孩子，于是我们发现自己同时承担着两份全职工作。此外，工作条件也没有改善到可以为我们提供兼顾家庭所必需的弹性时间。这一切都让我们出乎意料、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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