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的力量丨农业：大寨精神（7-26）

第二十六回  大寨精神：陈永贵劈山造梯田  吴祖太筑渠引清泉

一、农业的一面旗帜

1、集体主义的典范

大寨，地处太行山腹地、依虎头山而建。全村80多户人家，拥有700亩土地。可这些地不是远在山上，就是险在沟边，七零八落的分块散布在一面坡上，故称“七沟八梁一面坡”。如此恶劣的地形，粮食亩产不到200斤，若一旦赶上雨季数日暴雨，全村顷刻之间就可沦为汪洋一片。后来，在陈永贵、郭凤莲等带动下，当地农民从山下担土到石山上造田，在山顶上开辟蓄水池，在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可谓“万里千担一亩田”。

１９５２年大寨建立了合作社。入社的农民尝到了依靠集体力量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获得丰收的甜头，连年取得丰收，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还上交给国家。

１９５８年，大寨成为一个生产大队，隶属于大寨公社。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一个勤于耕种又很有头脑的能人。他识字不多，讲话却能讲出道道，连续多年当选为劳动模范。山西省晋中地委首先注意到了大寨这个典型。为此，《山西日报》还发表了社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

当时，美帝封锁，中苏交恶，国内又经历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人民的生活面临严重困难。如何提高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的积极性，已成为当时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毛泽东主席一直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单干风” 重提阶级斗争。同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主张“包产到户”的人受到批判。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正在选择典型，以回击反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奇谈怪论”。

1963年8月，大寨又遭遇了特大暴雨灾害。大雨连下七天七夜，泥石流冲下山沟，大寨合作化以来十多年整修的田地被冲垮，全村七成多的房屋被冲塌，庄稼也被大水冲倒了。面对此种情况，有人认为没有十年八年难以恢复，有人主张伸手多向国家要点援助，但陈永贵却喊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即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和社员口粮、劳动日分值、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

大寨人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这一誓言。苦干两个多月，冲毁的庄稼被扶了起来，冲塌的房屋又被修缮一新。社员们损失了口粮，集体给补上；塌了旧房，集体给建新房，不但从集体积累中拿出3万元、3万斤粮食购买木材、石灰等原料，还从外村雇来民工，常年修房。

１９６３年当年粮食产量不但没少，反而比上年增产，平均亩产达到７００多斤，总产量达到了２０多万斤，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１２万斤。除留足种子、饲料外，社员人均口粮200公斤。《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国为怀，顾全大局——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中共山西省委号召各级党委党组织学习大寨。​

1964年1月19日，北京市委和北京人大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报告会，首都一万多名各界人士，听他讲大寨人民抗灾夺丰收的故事。他条理分明，侃侃而谈。赵树理评价他，陈永贵没一处讲到毛主席，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没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是辩证法。一个庄稼汉，目不识丁，却在如此庄严的地方慷慨陈词，恰到好处地驾驭着那么多人的情绪。赵树理跟当时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说，“陈永贵是个人才。”

2、“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1964年3月28日，毛泽东外出视察，专列停在邯郸。他要河北、山西省委领导去汇报工作。这时，陶鲁笳就汇报了大寨在1963年抗洪救灾中，不要国家支援、依靠集体力量重建家园的情况。毛泽东问陈永贵的名字是哪几个字，陶鲁笳把名字写出来，然后说，陈50岁，42岁扫盲。这时，毛泽东以肯定的语气说，“穷山沟出了好文章！”

毛泽东听完山西、河北两省汇报后，继续南下。他每到一处，就大讲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还说，要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没有大寨精神不行啊！

１２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正式行文中，肯定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1964​年，毛泽东正式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之路》的长篇通讯。后来，赵树理的好友“山药蛋派”作家孙谦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每天中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每次半个小时，播音员用抑扬顿挫的声音，讲述着大寨人劈山凿石的故事，红色电波让陈永贵、郭凤莲的名字，一夜之间几乎家喻户晓。​

​在那激情澎湃的年代，大寨成了规范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的样板，也是人们向往和朝圣的地方。在此后的岁月里，国家领导人纷至沓来，18位外国元首先后造访，上千万名国内外参观学习人员接踵而来。大寨一天接待各地参观者多达2万人次。期间，周恩来曾三次陪同外宾前往大寨。然而，令人不得其解的是，毛泽东却没有去过大寨。​

3、农民副总理

1964年11月，陈永贵作为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代会。在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用了相当篇幅讲了大寨。会议期间，也就是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71岁生日，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置了3桌席，要宴请陈永贵等劳动模范，让中央其他领导人作陪。

当天中午，陈永贵穿着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见陈永贵来了，立即走上前握手他的手说“你是农业专家啊”，陈永贵没有听懂毛泽东的湖南话，便连连点头。席间，毛泽东问陈永贵多大年龄了，陈说：５０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陈永贵只是笑，没有回答。

回来后，陈永贵兴奋地讲他北京的见闻。他说了一番发自肺腑的话：“我是个农民，不但被选为人大代表，还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这不是我个人的荣幸，也不光是咱大寨的荣幸，是亿万农民的荣幸。我作为一个长工，毛主席还亲自接见，请吃饭，这是一个高得不能再高的荣誉了。”

１９６７年，山西省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提名，任命陈永贵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来组建山西省委时，又是毛泽东亲自提名，任命陈永贵为山西省委副书记。１９６９年中共筹备召开九大，考虑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人选时，毛泽东提名，让陈永贵当中央委员。１９７３年中央召开十大时，又经毛泽东提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７５年召开四届人大时，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提名，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华国锋，主抓农业。

​1975年9月，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先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召开，凡能去的政治局委员，都要到昔阳县参加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代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向大会作重要讲话。

4、不能忘却的“大寨精神 ”

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后，农业学大寨运动仍然在原有轨道上运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强化。陈永贵也继续受到华国锋的信任。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在华国锋主持下，陈永贵主办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１９７７年，陈永贵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

１９７８年５月，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直率地指出，大寨本来是个好的典型，却把大寨搞成了在农业战线上推行“左”的路线的典型。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６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按照他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在虎头山顶，大寨人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二、“人工天河”红旗渠

1、红旗渠的修建

１９６５年初，全国农村掀起了学大寨的运动。当时，全国几乎每个省都出现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其中，尤以河南省林县的事迹最为感人。林县人民凭着一股“大寨精神”，硬是在险峻的山上开凿出了一条“惊天地、泣鬼神”的“人工天河”红旗渠。

红旗渠所在的河南省林县（1994年改为林州市）是个严重缺水的干旱重山区，自古饱受缺水之苦。当时林县正像一首当地的民谣所说：天旱把雨盼，雨大冲一片，卷走黄沙土，留下石头蛋。山上不打粮，锅里没有饭，水比油还贵，地旱人也旱。

水源奇缺，十年九旱。老百姓平时都不洗手脸，长年累月地不洗衣服，只有在婚丧嫁娶这些大事的时候，才舍得去缸里舀出一点水来，全家人合用一个洗脸盆，你洗完了我洗。洗完了的水，或是给牲口喝，或者浇菜，也不舍得倒掉。

当地流传一个说法，林县姑娘嫁人“不图你的万贯家产，就图你有水洗脸”。 有年除夕，老汉桑林茂为了过年吃顿饺子，一大早就去八里外的黄崖泉担水，直到太阳落山也没有回来，刚过门的儿媳着急就去村头等。接到公公后，儿媳想帮着担水，可不小心碰翻了桶，把水洒了个净光。回来后，儿媳又羞又愧，当晚就上吊自杀了。

1959年林县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旱。渠道无水可引，水库无水可蓄，打下的旱井也已干涸。1954年，26岁被河南省委派到林县当县委书记的杨贵，决心带领全县55万人“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1959年6月，林县派出3个调查组顺着漳河、淇河和淅河逆流而上，寻找新的水源。很快，目标锁定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的漳河。于是，林县县委决定，从林县外的浊漳河引水进县，彻底解决水源问题。

那时县财政只有290万块钱，但粮食还充足，有3000多万斤储备粮，每个生产队都有三五万斤。最关键的是群众修渠的热情很高。一听说要跨省修渠引水，大家都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参加。

有个13岁的孩子叫张买江，他父亲在修渠中刚不幸被崩塌的巨石砸中牺牲，他母亲就把他送上工地。工地指挥长说什么也不答应，”他父亲刚走，怎么能让家里的独苗再来呢？更何况他还是个孩子。”

他母亲恳求说，”让孩子留下来接着干吧，俺知道，红旗渠水流不过来，他爹也合不上眼。”

就这样，1960年春节刚过，近4万名修渠民工就自带口粮、被褥和简易的工具，汇集到晋冀豫3省交界的漳河边。沿途没有房屋，施工者就睡在山崖下、石缝中、挖窑洞甚至露天打铺。参加修渠的干部民工自带被褥、简易工具，住工棚。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参加修渠的干部民工，每天每人只有一斤原米，一斤半蔬菜。

1960年11月，中央发出通知，全国实行“百日休整”，要求基本建设项目全线下马，红旗渠面临停工。中央要求休整，因为全国粮食紧张。当时林县里还有几千万斤的储备粮，最后，杨贵用了一个折中办法：绝大部分民工回队休整，留下300多名青壮劳力，继续开凿二期工程的咽喉600多米长的隧洞“青年洞”。

2、吴祖太英灵泣太行

在施工前，技术问题成了最大困扰。而确定的引水点的海拔与渠线要通过的高点间落差14.7米，两地相距却达70多公里，这意味每走8000米才允许降低1米。红旗渠有很多段都是在悬崖峭壁上，是当年林县人系着一百多斤重的麻绳，悬挂在半空中，一锤一锤凿出来的。

红旗渠的总设计师吴祖太1933年生于原阳。因家乡闹灾荒，7岁的他便随父母到郑州讨饭，靠卖水维持生活。后考入河南省黄河水利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新乡专署水利局。1958年主动要求到林县工作。在引漳入林工程动工前，吴祖太和其他技术人员一起，翻山越岭，实地勘测，并翻阅大量资料，精心设计，终于绘制出了引漳入林设计蓝图。

吴祖太是家里的独子，母亲几次催促他举行婚礼，他一推再推。1959年农历正月初一，吴祖太和小他6岁的淇县小学教师薄慧贞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农历正月初五，吴祖太就返回了南谷洞工地。

吴祖太怎么也没想到，1959年6月，爱人慧贞为了救小学生不幸牺牲了。吴祖太赶到淇县就地安葬了爱人，又赶回了南谷洞工地。他原打算等到引漳入林工程竣工后，再把妻子的灵柩移回原阳县。

可是，1960年3月28日下午，听说王家庄隧洞洞顶裂缝掉土严重，他深入洞内察看险情，不幸洞顶坍塌，夺去他年轻的生命，终年27岁。他的生命像太行山上的石头一样，砌在了红旗渠上；他的灵魂与红旗渠一起栉风沐雨，长相厮守在巍巍太行！

当时，在工地，技术人员本来就是凤毛麟角，可谁料想天妒英才。吴祖太生前有一个好友是林县水利局的干部刘合锁，和姚村分指挥部指挥长郭百锁负责把吴祖太的遗体送回原阳老家。为了安慰失去至亲的吴祖太的父母，刘合锁主动要求当他们的干儿子，照顾老人，直至去世。

3、“人工天河”

红旗渠始于悲壮，终于辉煌。1969年7月，红旗渠全线贯通，总干渠长70.6公里，彻底改善了林县人靠天等雨的困境，解决了56.7万人吃水问题，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

《红旗渠》电影主题曲有句歌词写道：“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山河重安排。”

十年鏖战，愚公移山。 硬是在崇山峻岭中凿出了一条三千华里的“人造天河”，相当于用石头砌成底宽3米、高2.5米的一条渠，可以从黄河的源头连接到尽头。

1970年，周恩来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所不同的是南京长江大桥是集全国之力修建，而红旗渠完全是凭林县一县之力。

1974年5月，邓小平率团参加六届特别联大会议，病中的周恩来特地嘱托他带10部电影纪录片到联合国展示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其中，第一部就是《红旗渠》。

美联社当日评论说：“红旗渠的人工修建，是毛泽东意志在红色中国的典范。”

日本《朝日新闻》称：“红旗渠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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