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概念的提出：
赞米亚是一个新的名字，包括了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地方，它横括了东南亚的5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中国的四个省（云南、贵州、广西和部分四川）。
本书所提出的这个“赞米亚”的概念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这也是我必须要写道前面的原因。当今的学术界，更加偏向于全球化视角研究问题。确实，尤其是民族问题和边疆问题，我们应该以更加全面的视角和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待一个问题。如今的全球化热潮中，世界可以看做一个整体，也可以被平分为几个区域，目前，由于文化、宗教信仰、语言和地理位置等的不同，世界划分为13个区域它们是：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欧洲东部和西欧、北亚、北美、拉丁美洲、大洋洲、南极洲。因此许多学者研究往往被限定于这区区的13个洲，而无法跳出其藩篱而进行创新式研究。然而本书的作者对这个新的区域进行定义和小范围的研究，是非常值得我们所学习的。而且，从这个概念我们也可以点燃我们发现“新大陆”的希望。
二、内容简介
本书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James Scott 通过大量的缅甸语文献和实地调查进行的关于“山地”区域空间的研究。本书题为“逃避统治的艺术”,“艺术”二字看似是褒奖，实则是对东南亚高地的人民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作者强调人类学调查、民族志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现当代民族学学者学习的基本功。本书的内容涵盖了赞米亚地区的方方面面，如此细节和深入的理论成果源于作者刨根问底的学术精神。第一章作者先减少了赞米亚并阐述了本书的三个基本的概念：山地、谷地和国家。第二章详细的分析了国家作为一个统治工具对其子民的控制，同时阐释了这些人群为何要逃离。作者在第二章也对我们呈现了他的调查对象，对他所考察的现代社会和困难闭塞的山地进行了对比的论证。他认为：在困难的山地中，那些可以称为国家的旅行与现代社会旅行慢的多。对在艰苦山区的交通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十分的细致。作者笔下也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形成和反抗进行了历史的描写：在云南、贵州和光系西北部的高地，多山的地形构成了中原王朝扩张其权利和殖民的障碍，距离阻力在阻止其移动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举例了中国的苗人，孟族等。再之后几张作者对山地农业的精密分析之后，第六~八章详细的说明了其研究对象的宗教文化、口述、书写和文本。并对族群理论有了深入的案例剖析。
三、研究理论
对于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古今中外学者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也形成了一个理论学派。1967年政治学家麦克弗森在《政治义务》一书中说：“为什么我应该服从政府是一个荒谬的问题，并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论证。政府合法性和政治义务概念本身进行否定性批判的政治怀疑主义。对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来源，大多认为是对自由主义的衍生。然而本书主要研究的不是大部分人的无政府主义，而是居住于东南亚高地这一区域边缘人的“无政府主义”。
“边缘人”为何意？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在近代中国，著名人类学家吴文藻先生曾对当时中国的“边缘人”下了个定义——文化人类学或社会学上的边缘人即为：在纯内地人和纯边地人之间，能通过两种语言，过惯边缘文化生活，如来自各族而被国族化的边地人，以及各自省而被土著化的内地人。可以见得，这些边缘人在追溯其祖辈历史后，皆可发现他们是归属于两者中的某一类人，而在历史的发展中，通过融合而形成的新一类人。再回归本书的“边缘人”，我与之做了一个比较，在东南亚高地的边缘人，他们所居住在山地的原因是为了逃避赋税，也就是国家的统治，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是一个较中心地带落后的农业形式，以种植高山适宜的农作物为主。而处于如今西北边境的即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主的边缘人，以新疆伊犁的哈萨克族为例，近代新疆哈萨克游牧文化转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国时期，是其文化转型的萌芽期，这个阶段少量的农耕社会文化转型。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20世纪70年代，是其转型的初期，此时少数牧民的转型实现。第三个阶段是历史上的大转变，20世纪80年代，由于实行土地、草场家庭承包责任制，使牧民逐渐定居。哈萨克族由游牧转向定居，从他们的不断转型来看，逃避赋税并不是其游牧的动机，游牧是其世代流传下的生活方式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迁着。拉铁摩尔关注移动性对游牧经济的影响以及游牧经济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游牧经济宣止比较进步的企业，除非由被征服者来做，游牧经济本身限定在移动性的利益之中。”因此，如若把中国北方的边缘人逃避统治的问题贯穿于本书中，有很多问题都值得深究。退一步来说，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世界定义上来说，可以纳入边缘人的范畴，然而在中国民族学者吴文藻先生的定义中，位于西北地区的边缘人应该是活跃于西北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精通两方语言并能适应双方风俗的一类人。因此本书不是一个万能的框架和格式，不能一切套用。
另一方面，本书多次用到“逃避”这一词汇，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类人群不是逃避自然灾害，而是逃避政府的形式，寻找新的驻扎地。作者称之为“中心以外的避难所”,詹姆士·斯科特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向读者解释这一命题：“当王国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扩张迫使人们必须在被吸收和抵制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大大小小的相似案例就会发生。当收到威胁的人口自己组成了国家的形式，抵制就会采取军事对抗形式。如果被打败了，他们选择的往往只能有两种，或者被吸收，或者逃离，而在逃亡过程中经常在逃避的尾部出现小型战斗或抢劫。”这有些类似在中国历史上，蒙古铁骑的扩张，一般是攻打城池的中心之地，因此在中原的山地都是其中心居民的避难所。在上学期考察子午古道之时，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的老师给我们讲授过，蒙古军队攻入长安之时，长安的富贾大官都纷纷躲入这秦岭山间，以分食山中野果为生。可见，逃避并非只是边缘人的行为，还是王朝更替，成王败寇之时的政治避难场所。对于这一类人群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很深入的诠释，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名好汉，便是因逃避中央政府的各种追杀而结义于梁山，后又被招抚。从各个朝代各个区域的起义可以看出，这些起义虽然结果各有不同，但原因都是类似的。书中提出了麦克斯·格拉克曼提出的我们可以分辨出向心和离心的两种不同冲突：当他们为群体首领位置进行内讧的时候，他们的冲突就是向心的。当某个直系脱离或者退出去建立另一个群体，这个冲突就去中心的。如果放在今天的视角来看，人类为了寻找更多的资源二区人口密集程度较低的地方，其实这种行为是非常正常的。但所谓的文明的话语权让这些历史上的行为成为“边缘化”、“野蛮化”。
本书也大篇章的描写了赞米亚族群的生活方式——移动农业。移动农业是东南亚山地最普通的农业实践。那些从事移动农业的人很少被理解为自己主动选择了这一实践，更别说政治的选择了。比如那些生活在“芒”里的泰国人，当我们在思考他们生活方式的政治性时，已经在质疑这种生活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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