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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第6章
在先秦典籍中，《周礼》是论述国家政治体制最完备、最系统的一部著作。书中虽然使用了许多古老的语言，但它的精神与战国时期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是完全吻合的。全书尽管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但书的主旨是一贯的，这就是全面突出超经济强制，宣扬王权高于一切。
“法家”作为一个学派概念是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提出来的。《孟子 · 告子下》中所说的“入则无法家拂士”之“法家”，指守法令的世臣，并不是法家学派。先秦的法家不大讲师承关系，因此，显得自我派别意识较淡薄。其实细加考察，他们在思想上还是引朋为党的。
所谓独断就是要独自掌握最高和最后的决断权。法家认为要真正实现君主的绝对统治，不仅要在政治上支配一切，而且还要控制人们的生计，让一切人都感到，他们之所以能生活全赖君主的恩赐，正如《管子 · 形势解》所说：“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
在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了君主和新兴军功将士和官僚们的要求，是这个阶层的理论家。
慎到主张的“势”不是脱离“下”的权力至上论，权势应以“下”为基础。慎到这种思想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相适应的。战国中期是君主集权的形成发展时期。然而由于当时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和各国内部争权的斗争，谁能争取群众支持自己，谁胜利的可能性就大得多。慎到的主张反映了这种历史潮流。
尚法贵公思想在慎到那里是相当严肃的，后来的法家吸收了一部分，但有很大部分被庸俗化了。儒家倡导君臣关系应建立在礼义忠信基础之上。慎到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君臣之间是权力与利害的较量。可是君又不能不用臣。为防止君轻臣重的现象发生，慎到讲的驭臣之术便是为君主开的一剂药方。
法作为制度在政治中表现为一般的规定性，反映的是普遍的东西。而人，即使是圣贤，只是历史进程中的偶然因素。把政治命运寄托于偶然因素之上，无疑是危险的。君主什么事都包揽起来，看起来很有权，其实干的是臣子应该干的事，实际上把自己降低到臣子的地位。君主自以为自己最有本事、最聪明，那么臣子们谁敢“与君争为善以先君”呢？臣子们只好把智慧藏起来。然而臣子们是不会闭目养神的，他们睁大两眼注视着君主的行动，一有过失，“臣反责君”，使君主处于尴尬的地位。
慎到把事情看得很透彻。君主不要指望臣子无条件地忠于自己，无条件地为自己献身。从人皆“自为”的本性看，这是不可能的，臣子有这种表白也是靠不住的。慎到指出要“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因为“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慎子 · 因循》）
提出“忠臣不生圣君之下”。其次，从历史上看，忠与治乱兴亡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乱世之中，亡国之臣，非独无忠臣也。治国之中，显君之臣，非独能尽忠也。”既然有忠臣也可以亡国，显君之臣又未必都是赤忠，那么有什么理由把忠臣作为治国的依托呢？再次，忠臣常有，而国未必常安。沿着慎到设计的道路走，会不会削弱君主专制制度呢？不会的，相反只会加强。不过加强的办法不是简单地突出君主个人无限的权力，而是通过实现法制来进行。应该说，这种办法更富有理性，从而也更加牢固。慎到的理论是相当严肃的，早期法家多半具有这个特点。相形之下，后期法家显得庸俗多了。
首先，慎到认为忠与法是对立的，按照法的规定，臣只能在规定的职守范围内尽其智力，“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通常所说的忠臣总是超出法的范围，不在其位而谋其政。
术这种东西是官场尔诈我虞、你争我斗的理论表现，随着战国官僚制的推广而得到迅速的发展。术这种东西在理论上与仁义道德是互相排斥的，它是以利害为中轴来考虑问题的。因此有君驾驭臣属之术，也有臣子欺君弄君之术。
进化、利益、力量三者构成《商君书》的政治理论基础。由进化观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必须切中时代的脉搏，抓住人民的意愿，这就是利益。作者并不是为人民谋利益，而是以利益为诱饵，从人民中钓出巨大的力量。君主掌握这种力量，一方面用来攻打敌人、争王、图霸，另一方面又要施于人民，使人民慑服，接受统治。进化、利益、力量三者是有机连在一起的，历史进化到当今，而当今是争力与争利的时代。政策要与时代的特点相适应。
作者们重农还有政治上的考虑，认为农民好统治，工商业者难统治，为此也需抑末。为了确保耕战，必须打击一切不利于耕战的人、事与思想。作者把“豪杰”“商贾”“游士”“食客”“余子”“技艺者”等列入非农战之人，主张采取政治与经济手段加以限制或制裁。在作者看来，问题不仅在于有那么一些人不事农战，而在于他们对农战之民起着瓦解作用。
从秦国的历史看，《商君书》的政治思想，大体上付诸实践。在先秦诸子中，几乎是仅有的幸运儿。其实它的幸运，正在它的应运。作者们沿着现实主义的思维方法认识世界，并针对现实中的问题，相应地提出改造世界的方案。
作者们对于矛盾的双方绝不持中庸的态度，只要论及事物的对立，便毫不犹豫地站在矛盾的一边，能吃掉一方的就坚决吃掉，使双方归之于一。比如主张取消工商，使民一于农，这叫“民壹务”（《商君书 · 壹言》）。如果吃不掉另一方，就要彻底压倒它，使之成为附庸。如在法、政与民的矛盾中，主张法胜民，政胜民，使民成为法与政的依属物。韩非希望故国变弱为强，在他看来，求强之术不是星星点点的行政措施所能奏效的。根本的办法在于改变韩国的政治路线。
韩非的目的在于拯救祖国，可是他讲的道理具有普遍性，所以当秦王政看到他的著作之后，禁不住拍案叫绝，以至发出了：“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 · 韩非列传》）秦王政用武力把韩非抢到秦国。韩非书生气太浓，念念不忘故国。在李斯、姚贾的挑唆下，冤死于狱中。韩非死在了秦国，他的思想也留在了秦国，在很大程度上被付诸实践。
韩非对历史进化的原因作了新的探讨。他认为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生产增长的速度，人们为了争夺生活空间引起了社会矛盾与斗争。《五蠹》说，最初人口少，自然财富有余，人们和平相处。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太快，打破了事态的平衡。他说：“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于是造成“人民众而货财寡”，人们之间的矛盾斗争便是为争财与争夺生存空间而引起的。从今天的认识看，韩非的看法无疑离真理还远，如果回到那个时代，应该说是当时有关历史进化原因最深刻的认识之一。
荀卿以儒家为旗帜，集先秦诸子思想之大成；韩非以法家为旗帜，集先秦诸子思想之大成。荀卿培养出了一个自己的反对派，从学术思想史上看应该说是一个极值得称赞的佳话。
把国家说成是君主的私物，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没有太多的困难。可是要把臣民“自为”之心与相应的行为转化为为君主服务，无论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要别费一番心思。韩非没有简单地要求臣民取消或克制私利以服从君主之利，这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不必改变臣民的“自为”之心，也不要否定追求私利之行，而应该用利导的办法，使臣民的“自为”行为产生的效果最后为君主服务，有利于君。在这个问题上，韩非不只是个现实主义者，而且相当谙熟政治辩证法。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韩非为了把人们都引到利君的道路上，有些措施，如谋求实效，提倡耕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但他走得实在太远了，比之“民为贵”“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等思想，无疑是一种反动。这种以君利高于一切的主张，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核心。政治上关于法、势、术等各种极端专制的主张都是为了保证君利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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