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1-30 00:14:17
如果你是一个靠工资吃饭的人，那就惨了。你的工资增长速度应和你的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这意味着你的工资增长速度注定比经济增长率低（经济增长率包括两个部分，除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还有人口的增长）。
私人资本的收益率r可以在长期显著高于收入和产出增长率g。(r>g)
不管如何选择观察年份，大额财富的增长速度永远都高于平均财富的增速（至少是高出一倍）。如果这种趋势无限制发展下去，那么到21世纪末，全球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将集中在超级富豪手中。企业家不可避免的渐渐变成食利者，越来越强势的支配那些除了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人。
未来情况就是：过去积累的财富远比未来的收入重要得多。
财富分配长期动态变化的结果可能很可怕，特别是考虑到初始资本规模不同会直接导致资本收益显著不同。
世界并没有分成两部分：一边是政治精英，另一边是时事评论员和观众，他们的职责只是每四到五年往投票箱投一次票。倘若认为学着和民众生活在分离的道德世界，前者关心手段，后者关心结果，我相信，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说法。尽管这样的说法容易理解，但在我看来，有害无益。
支持最低工资和固定工资制的另一经典论调是“专用性投资”问题。具体而言，单个公司特定职能的履行和特定任务的执行通常要求工人为公司做“专用性投资”，该投资一定程度上是无价值（或价值有限）的。比如，工人需要掌握与公司生产流程相关的具体工作坊官方，组织方式和技能。如果工资制度由公司单方面制定而且可由公司随时改变，工人不能预先知道他们的工资是多少，他们很可能不会尽心尽力的为公司作出类似投资。因而，预先制定工资标准或许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最低工资制的目标是确保任何雇主都不能超过一定限度的利用其优势地位。
19世纪的文学作品字里行间透漏出来的意思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差距，那么社会上就无法形成这样的少数精英阶层来讨论超越柴米油盐之外的事情，意即————极端的不公平几乎是文明的条件。
简·奥斯汀特别细腻的描绘了19世纪初的日常生活，她记录了用餐的成本，家具，服装，和四处游历的费用等。庄园需要仆人来采集和准备食物；服装也很费钱，即便是最普通的礼服也会耗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收入；出游也非常昂贵，因为出游西药用到马匹，马车以及驾驶马车和喂饲料的仆人。如果某人的收入只有平均收入的3-5倍，那么他的收入在客观上无法支撑这种生活方式，此外该人可能要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处理日常生活所需。如果你要想读书，弹奏乐器，佩戴珠宝，盛装出席舞会，那么你别无选择，只能将收入提高到平均水平的20-30倍之上。（2013年度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793元，比上年增长10.9%；M2同比增速13.6%，且我国不统计M4）
2015/1/29
1欧元=7.0634人民币元
1美元=6.2469人民币元
大致结论：自2010年以来，全球财富不公平程度似乎与欧洲在1900-1910年的财富差距相似。最富0.1%人群大约拥有全球财富总额的20%，最富有的1%拥有约50%，而最富有的10%则拥有总额的80%-90%。在全球财富分布图上处于半段的一半人口所拥有的财富额绝对在全球财富总额的5%以下。
具体而言，全球最富的0。1%的人群，拥有平均财富大约是1000万欧元，约为全球人均财富6万欧元的200倍（20%）。最富有的1%的人群（4500万）所拥有的平均财富是300玩欧元（个人财富>100万欧元）。这是全球人均财富的50倍，这些人一共掌握全球财富总额的50%。
“遵从多数统治的原则，那些自诩为上流阶级者只有在致力于多数人的权利时，才可保持其政治统治权力。随着传统上流社会特权的消逝，民主浪潮面临源自社会精英阶层的第二次反击，他们凭借自身的优势和能力，随取更多的特权，社会无法理智的使其完全丧失这些特权。" 如果我们认真考虑这段话，那么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上流社会决意有所作为————变成社会精英，以防全民公投来临时，上流社会的一切都被剥夺干净。——————当时巴黎公社运动遭到镇压，男性全民公投的原则重新确立；现在，2013-2015香港占领中环。
公共养老金体系基本都是现收现付制：正在工作的人缴费，所缴的费用直接用来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与资本化的养老方案不同，现收现付制并不开展投资，因为缴上来的资金直接就付给了现有的退休者，按代际支持的原则（如今的工人为几天的退休者付钱，自己的退休金则寄希望于以后的工人），收益率是与经济增长率相等的：退休者养老基金的涨幅总是与工资涨幅想等。
而21世纪资本收益（4%-5%）率将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1.5%）。此时，要用尽快资本化的养老金体系来代替现收现付制度的养老金体系，但这样会使整整一代人没有养老金。//（中国国务院于1995年3月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定了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新模式。）
自1980年以来，美国和英国收入累进税的大幅下降，也许能够解释超高收入水平的增加。同事，在当前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中，国家间的税收竞争开始增强，折让许多国家免除了累进所得税中对资本收入的征税。欧洲的情况尤其如此，结果就是无休止的竟次（race to the bottom）【政府为了吸引或保持管辖区域内的经济活动，对经济环境和税收解除管制，往往导致低工资，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环境破坏】，导致降低公司的税率，免除对利息，红利和其他金融收入的征税等，而其后果都要由劳动收入来承担。后果之一就是在大多数国家对顶层收入者而言，税收已经变为累退的。2010年对法国税收的一个详尽研究考察了所有税收形式后发现，整个税收（平均国民收入的47%）的平均税率随着收入等级是下降的：收入分配底层的50%人口，其税率为40%-45%；往上40%的人口，其税率是45%-50%；然而，收入顶端的5%甚至1%，其税率却更低，收入顶层的0.1%的人口，税率只有35%。穷人的高税率反映了消费税和社保缴费在税收中的重要性（二者占法国税收收入的75%）。对中产阶级的累进，归因于劳动所得税的重要性也在增加。相反，收入顶层的明显累退反映了在这个水平上资本收入的重要性，资本收入的税收很大程度上从累进税中豁免了。这一效应要大于资本存量税的效应。所有信号都表明，在欧洲其他地方（美国也有可能），税收也遵循近似的钟形曲线，形状很可能要比此处的粗略估计更明显。这会导致资本的高度集中。在中产阶层那里，他们显然无法接受自己比上层社会纳税更多，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蓬勃兴起，既然整个体系不公正，为什么要继续为他人埋单？如果现代社会国家想要继续保持生命力，基本税收体系保持最低限度的累进很必要，至少不能再收入顶层发展为明显的累退。
感悟：
读完《21世纪资本论》实在是醍醐灌顶受益匪浅，换了工作内心纠结至今，依然按捺不住诱惑坚持读完了。国内经济学家还需努力，虽然已对国家失望透顶。如果民族国家，民主和全球化是一个不稳定的三角————丹尼·罗德里克
（三个中间的一个必须为另外两个让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那么牺牲中国民族国家做出让步绝对是谈不上可惜也是理所应当的，而像中国现在放弃民主是多么的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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