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号下午，领导在微信群里发来一条消息，“小张做31号去马达加斯加的准备”。我默默打了两个字“好的”，但我实际上想发的是三个大问号。对于一个入职刚满两周连公司流程都没搞清楚的人，领导真的放心让我去这样面对客户吗？结果，到了周二，出发的时间变成了29号。我一边硬着头皮和技术的人开会讨论方案，一边向前辈打听出差的流程。每天都是在紧张和焦虑中度过。直到出发前我还觉得自己没准备好。
不过，当真正启程之后，焦虑感则慢慢减轻。我是喜欢在路上的，这段时光是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的一部分，就像缓缓流淌的河流中飞溅出的一朵浪花。不用担心河流该流向何方，这浪花自顾自地在空中起舞。它就像是生命的另一种形态。但很久之前我就隐约开始明白，这种感觉类似于一种幻想，或者说一种逃避。溅起的浪花终究还是要回到滚滚洪流中去，否则就会在风中消散了。
在去机场的大巴上分别给父母打了电话。以前很少直接给父亲打电话，有什么事都是通过母亲转达。现在要改变这种心态了。父亲他也是渴望和我交流的，打破以前的隔阂，也许会发现新的世界。
广州机场给人的感觉很舒服。宽敞、明亮，虽然旅客很多也不显得拥挤。但跟国内所有的机场一样，这儿的指示牌做的也是一塌糊涂，找了老半天也没找到值机柜台在哪儿。后来还是凭借一队极富非洲特色的队伍找到了位置—— 我的航班是肯尼亚航空，要在内罗毕转机。在标志牌这一点上，中国的铁路部门和航空部门应该互相学习学习。航空部门的标志做的美但不实用，铁路部门的很实用但缺乏美感。两个应该结合一下。
我们的队伍里差不多一半是黑人，一半是中国人。黑人们，跟在别处见到的大多数黑人一样都是拖家带口，带着很多行李。我看到一家四口人带了近十个纸箱，把值机柜台堵了个水泄不通。旁边一位中国大姐跟我说，“他们就是这么做生意的”。这也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贸易形态了。
这位中国大姐是福建人，在莫桑比克的一个小城市开了家超市，在那边已经呆了三四年了。在这次聊天之前，我对莫桑比克唯一的概念就是莫桑比克海峡。听大姐说那边很穷，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前几年生意还好做一些，最近几年有太多的中国人过去，竞争越来越激烈。因为中国投资，当地经济近年发展迅速，地价涨了起来。当地的各股势力为此明争暗斗，甚至出现了恐怖主义组织，在当地的一些村子里屠杀村民。她和丈夫两个人在那边，每过几个月她就回国一趟，发一些货物过去。我问她，“你和你丈夫轮流回国吗？”。她说，“不。一般都是我回来，因为那边不安全，我一个人留在那边的话他不放心。”分开的时候我建议她办一个天合联盟的会员，因为她经常飞，很快就能升到优享会员，这样就可以走快速通道了。她问我怎么办理，我说登录航空公司网站注册会员就可以了。不过我们很快就被分开了，否则我还挺想帮她注册个会员呢。
Obrain, 排队时在我身后的一位黑人大哥，来自马拉维。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来看看有没有做生意的机会。说是十月份会再来一次，到时候去义乌。我想起以前在阿尔及利亚一个小城市工作时的情景，小城一共就十来家五金店，几乎所有点的老板都去过义乌，好几个都会说点儿汉语。我建议Obrain也学学汉语。Obrain带着一个蓝灰色的毛线帽子，身着浅蓝色衬衫，腿上是一条深色的西裤，脚上则是黑色的运动鞋。他的右腿有些跛脚。听他说以前是修车工，不知是不是出过什么事故。他说话时的神态显得小心翼翼，不知是因为对我有所戒备，还是因为他对这个城市的陌生感还没有消除。经过免税店的时候Obrain说他想把身上剩的二十块钱都花掉，服务员给他推荐了一包花生。我看到货架上有凤梨酥，但是要四十块。我从Obrain手里拿过他的现金，帮他付了剩下的钱。
机场广播通知开始登机了。启程，去马达加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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