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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制度史》
人与物并生，人以其力取物以自养；至于人与人之间，则只有协力以对物，更无因物而相争。此邃古之世然也。
《白虎通》述三皇以前之俗曰：“卧之，行之盱盱。饥即求食，饱即弃余。”此时之人，盖全未知物之可占为己有也，但知其可供人用而已。物虽可供人用，取而用之，亦须劳力。然斯时之人，又未知劳力之可贵也。既不谓我取之即为我有，则以我所取之物与人，自亦无所谓以我之物与人，盖纯然不分人我者也。
然斯时之土地，但为部落所有。私人占有土地之制，尚未萌芽也。逮其益进，则入于耕农之世。耕农之世，种植之地，不能不分，垦辟之地，不容轻弃。农夫多有盖藏，不易移徙。于是人民渐土著。土著，则与其地关系益密矣。
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天，不覆巢。”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荀子此种着重“分”之理论，无非用以说明当时“贵贱之分”是历史之产物，唯有节用裕民，才为足国之道。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然君卿大夫，食禄虽厚，而为保持其长久之统治，其待下亦多以宽为训，以聚敛为戒，以与民争利为耻。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可谓言之深切著明矣。
斯时所谓合力者，其事至简。迨其稍进，则分工易事之道兴。既有分工，则必有分职。私有制既兴，人之欲利，如水就下。旧制既为获利之障，自将堕坏于冥漠之中。而欲利之心，因可欲之物多而益盛。在上者日剥其下，诈伪兴而淳朴漓，原始共产之制，弥不可行矣。
使地皆为田，而田皆出税，以核阴据自私之幸。此其为计，正犹杨炎疾浮户之弊，而遂破租庸以为两税。盖一时之害虽除，而千古圣贤传授精微之意，于此尽矣。
人多而地不足，故田间旷土，竞图垦辟。一由斯时有土之君，及各地方之豪强，竞思剥民以自奉，占公地以自肥，遂益破坏昔日之疆界也。还授之制既废，所占即为所有，则并公有之名而不复存，而土地尽入私人之手矣。斯时占有土地者，自系强有力之徒。愚弱之民，则任其兼并而无如何矣。职是故，乃生秦汉之世所谓田连阡陌之家。
人类之始，不知自私其力也。寖假而知自私其力矣。其所私者，一身一家，日用饮食之物而已矣。
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可见汉初已有专事放债之人，及其利息之厚。
土地私有制之缘起，盖有四端：一曰先占，如垦辟荒地是也。古之分地，后遂变为私有者，当属此类。二曰劫夺。胜者以败者为奴，没收其财产为己有是也。大而灭国，小而亡家，皆属此类。三曰兼并。则私产既与之后，恃其财力，以攘夺人者也。四曰由公产变为私产。私有制既兴，一部落之公财，散而为家族之私财。家族管理财产之权，在其族长。
汉世救正之法，则减轻其田租。“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宦为吏。”
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今本作‘司市称师’，称字衍，今删）。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
莽徒殚思于制度，不思制度之何以行，且不省目前之务（《汉书•王莽传》曰：“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又曰：“又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当奉行者，辄质问乃以从事，前后相乘，愦眊不渫。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将来之利未形，日前之务先已败坏决裂，不可收拾矣，安得而不败乎？
田赋而外，诸山海川泽之利（如盐铁等），理应归官管理，一以防豪强之把持，一则国家得此大宗收入，可以兴利除弊。然历代于此，当国用饶足时，则一切置之不问，必国用窘乏，乃思所以取之。盖一由官吏办理不善，后遂引以为戒（观前所引《盐铁论》可知。
魏书•食货志》曰：“河东郡有盐池，旧立官司，以收税利，是时（孝静帝时）罢之，而民有富强者，专擅其用，贫弱者不得资益。
田法自唐开元后，迄未能整顿（两税只可云整顿税收，不可云整顿田制）。加以唐中叶后，藩镇割据，竞行剥民之政，豪强乘之兼并（丧乱之际，豪强兼并最易。其故约有数端：田多荒芜，乘机占为已有，一也。贫者无以自立，或迫于苛税，弃田而去，亦为豪强所占，二也。乱时民或弃农，田益易荒，三也。暴政皆择小民而施，民不得不托庇于豪强，四也。吏治苟简，莫能摧抑豪强，且或与相结托，五也），故宋时农民，困苦殊甚。
濒太湖之地，多为兵卒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占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矣。此湖田、围田之害也。凡此虽由政治之不善，而原其始，则皆兼并之家为之也。
范纯仁即以国用不足，建议复散，则当时行此，不免借以取息可知（惟纯仁虽号持平，究近旧党。亦主俵散，则青苗虽有弊，亦不至如旧党所言之甚可知）。盖此等事宜令人民自相扶助，一经官手，则因设治之疏阔，监督有所难周，法令之拘牵，于事情不能适合，有不免弊余于利者。
龚子曰：有天下者，不十年，几于平矣。”（《定盦文集》）此篇大意，以贫富不齐为致乱之原。而以操其本原，随时调剂，责诸人主，不免为空想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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