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前，江苏北部的某个小乡村，他跟其他小孩子一样，可能在村里的一个旮旯里玩弹珠或者捉迷藏。
7岁的他跟随父亲去了北京，之后考入北大。北大图书馆三、五块钱处理的《时代》过刊，成为他认识西方的主要途径。
这段阅读经历，对他的思维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人、对事物、对国家的看法，都是从西方经验里来的，比如说，我就曾认为个人主义是最好的。”
毕业后他成为一名comer，第一个月的工资就相当于母亲一年的收入。
网络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他又干起了记者，去美国他从东海岸转到西海岸，采访了20个人，开启了文学流浪式的生涯。
“以前对于西方的认识更多是从书本上，这次是人和人更感性的接触，也是第一次跟以前只在教学参考书上出现的人进行真正的交流。像加尔布雷斯、希勒，他们都是非常典型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世界的思考方式，甚至他们的谈话方式，你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借鉴，慢慢形成自己的态度。我见加尔布雷斯时，他已经92岁了，还在写新书，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做这样的人，要做一些新的事情。”
这段异国经历对他后来的思想境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从来都离不开书。
即使是坐地铁或是接受媒体采访前的空隙，他的面前也总会有一本书，或是一本英文杂志，一本厚重的英文字典。
他做书店、开专栏、写书。
八年间，从《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到《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从《经济观察报》到《生活》杂志，这个在23岁就决定做一个作家的人，他的文字已经影响了新一批年轻人。
他就是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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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锤炼成公共知识分子
从为中国介绍西方，到向台湾介绍大陆，许知远感受的最大不同是，“你越描绘自己的国家，越意识到跟她的感情，情感是一点点凸显出来的。所谓的冷峻都是假装的，要温情，不要滥情就可以了。”
许知远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便开始试图探讨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他的价值体系中，也开始补充进一些非英美体系的东西，《金融时报》中文版的专栏成为其建构国人价值观的一个重要阵地。
他不断地读书、不断地去各地游走，希望把看到的、听到的东西都用文字表达出来。
公知应该准备怎样的思维？独立思考的能力。
很多人质疑他写文章喜欢旁征博引，然而他认为使用引语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连接的过程，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人，为读者提供启发。
这样的行为在西方传统很正常，但来到中国就显得太反智了，人们喜欢直接的东西。
拿来主义让人变得越来越随意，互联网的便利让大众可以信手拈来，什么东西拿过来就是自己的了，他们不愿意为任何东西埋单，现成的东西不用白不用，何必还要让自己费劲。
最近很火爆的各类知识问答app，商业化的知识经济开始培养大众的付费意识，但这也只不过骗了那些盲目跟风想快速提升自己的一小撮人，跟前些年的成功学无异。
许知远对此表示担忧。
他善于在文章中推理，而不是摆出一个明确的观点。
他大多文章的末尾常常是戛然而止，并不总结和评价主角的一生，并不提到他认为未来会怎么样，更不喊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口号或号召。
更多的是留给读者去评判，留给时间去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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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觉得他格格不入
有人说，他的节目简直就是全程尬聊。
他采访蔡澜，问她小时候喜欢读什么书，蔡澜说喜欢战争与和平，约翰克里斯朵夫。许说，这些英雄主义还在你心里吧？蔡澜说，丢掉了，没有了。许问，那你会觉得背叛了自己的青春吗。蔡澜沉默了十秒，说你们这几天还想去哪儿啊？许说想去邵氏，您有兴趣吗？蔡澜：没有。
他从不谦虚，很多人觉得他装逼。
罪魁祸首来源于70年代的那场风波，知识越多越反动，因此知识分子到现在也抬不起头，一直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鄙夷。
这个社会流行着一股“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的瘟疫，“专家”一定是黑心的，“知识分子”一定是领了美国狗粮的。很多人其实可以算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但却也不敢承认了，他们害怕被喷，只希望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明哲保身就好。
而许知远，留着一头摇滚青年一样的长卷发，长满痘痘的脸上表情严肃，言语深沉，拿起一本书就沉浸在阅读的平行时空里，有时候还会分享给自己身边的人听，不管他们的眼光。
他像极了一个怨妇，天天念叨着“一代不如一代了”，他担心飞速发展的科技会把人类毁掉，他觉得马东的《奇葩说》有点泛娱乐化了，他害怕身边变化着的一切。
从形象到性格，许知远都不是一个特别招人待见的角色，与八面玲珑的马东相比，他像冰块一样，坚硬、突兀，让人消化不良。
在安于现状的庸常大众面前，许知远是一个“杜甫”式的异类。他能一针见血地捅破国民脆弱的自尊，也能一口气写下洋洋万言的文字，细数中国媒体命运的雷同与宿命，对周围世界始终持有温情。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说，“一张没有牙齿的嘴，不再具有说出真理的权利。”许知远是有牙齿的，既不颂圣，也不可讴歌这个时代，他只是凭借本心来与流行文化的符号人物进行探讨，尽量把娱乐虚无的元素往时代精神脉络的方向导引。
这样的一个人，能够持续关注内心不那么安逸的那部分，持着偏见来看待别扭，关注别扭，记录别扭，反倒有趣。
这类东西，不喜欢的人会非常不喜欢，喜欢的人却会非常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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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变成了不合时宜的人
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理解媒介》《消失的童年》《1984》《美丽新世界》《娱乐至死》这些书都有所诠释，娱乐化是不可阻挡的大潮流。
娱乐是人的本能，为本能而生的产业当然有生生不息的活力，但娱乐的泛滥却有更深层次的危机，正如关于马东那期的节目片头引用《娱乐至死》的那句话描述的一样：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的庸俗文化。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语言。
许知远跟韩寒在2010年的骂战，为了批判韩寒，他写下《庸众的胜利》，至今过去7年时间了，韩寒不再犀利，为了赛车已经好久没写书了，当时的热血也再从当了国民岳父之后冲淡了很多。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再向往诗和远方，而看重眼前的苟且。
唯独他却什么都没有变化，依旧在怀疑和批判，他感叹人们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耗费过多的精力，而这些问题在历史上早已有答案；他提醒人们不要沉溺于浅薄的娱乐，应该追求更精致的文化；他痛心于当下的年轻人不识货，视过往历史如鄙履；他警惕技术、速度和娱乐驱动的时代会把人变得空洞和麻木……
他去采访行业的精英，想知道这个时代最优秀的那批人在想什么、干什么，结果很令人失望，他本以为是同盟军的人都纷纷弃他而去，或挣了大钱，或活明白了，反正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苦大仇深了，他变成了不合时宜的人，像穿长衫立在咸亨酒店喝酒的孔乙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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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着知识分子的焦虑
这都源于他骨子里对社会的焦虑。
他在《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的结尾写到：一个国家的勇气不是表现在，当他跌倒时，立刻爬起来拍着胸口说——我没事，我很坚强；而是他会思考，为何我会摔倒，如何能够避免下一次，不因为同样的问题再摔倒。这种思考注定是痛苦而不安的，因为正视自己的弱点总是让人不安，但它值得一做。
你不能指望马东等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地告诉你娱乐的副作用，他只会告诉你“这世界上只有5%的人是在真正思考的，是关心过去和未来的，剩下那95%的人，他们只是在生活。”他们要赚钱就要放弃深度，向市场妥协，讨好95%的人，这无可厚非，但这更凸显了许知远的可贵。
许知远的怀疑和批判是充满真诚的，他在泥沙俱下中絮叨地告诉95%的人，你应该追求成为那5%的人，去追求更深沉、更理性、更精致的人类文化，他的姿态像螳臂挡车，对改变社会发展趋势几乎于事无补，但他至少可以唤醒具体的个别人。
中国很缺的是诸如许知远这样的作者，把一个栩栩如生的故事放在你眼前，留下设问，让读者自己去评断，自己去建立思考的体系，曾经有过的，也几近被封死掉。
正如苏格拉底曾说：“有看法的人一点也不比有知识的人差”。
许知远不合时宜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他根本不care大众对他的评价，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认同他，他也会坚持自己讲话的权利，而他只是讲出自己内心的一点看法而已。
他在开始的时候就说过：我是带着偏见看这个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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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张三荤（微信公众号：张三荤讲段子 ID：sanhun1019）
不吃素，不喝鸡汤，
只想趴在你的大腿上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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