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听到人家说一种我们不懂的语言的时候，我们的确听到一些声音，但是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仍然是在社会事实之外。
人生一辈子，最重要的最离不开的一种能力大概就是说话，也就是语言能力。识字不识字，有文化没文化的正常人，生下来之后大概就开始学说话了。不过，语言作为一门学科，除了极少数做学问的人和语言专业的学生，可能很少有人去探究。
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言语活动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重要。我们不能容忍语言研究还只是几个专家的事情。
大半辈过来，从说家乡土话，到说普通话，再到说英语，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四个月前，用了个APP学外语，有几十种语言可选可学。好奇心害死猫，原本只想用来学拉丁语和日语，继而又点开了和拉丁语史上最密切相关的希腊语，再又好奇的点开了西班牙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开启了亚欧语言纵深游。几种语言的入门教程，三、四个月转下来，自然会发现其中的一些关联现象，于是，在微信读书上选出了两本书。一本是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本是姚小平的《西方语言学史》。
二月中下旬，走马观花似的浏览了这两部学术著作。生命之树长青，而理论是灰色的。虽然这两部著作确实厚重有分量，但读起来确实头痛，不如在手机上象做游戏一样的在各种不同语言之间切换听说有趣。
在《普通语言学》中，语言学又有内外之分：
我们的关于语言的定义是要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可是外部语言学所研究的却是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着手研究言语活动的时候想到的也正是这些东西。
我发现我对外部语言学倒感兴趣的。
首先是语言学和民族学的一切接触点，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这两种史总是混杂在一起的，彼此之间有相互关系。
其次，必须提到语言和政治史的关系。有些历史上的大事件，例如罗马人的征服其他民族，对于许多语言事实有无可估量的影响 。殖民只是征服的一种形式，它把一种语言移植到不同的环境，结果引起了这种语言的变化。
第三点是语言和各种制度如教会、学校等的关系。这些制度和一种语言的文学发展又有密切的联系；这更是一种同政治史分不开的普遍现象。文学语言在任何方面都超越了文学为它划定的界限；例如沙龙、宫廷、科学院都对它发生影响。另一方面，文学语言又提出了它和地方方言发生冲突的重大问题；语言学家还应该考察书面语和口语的相互关系；因为任何文学语言都是文化的产物，到头来都会使它的生存范围脱离自然的范围，即口语的范围。
最后，凡与语言在地理上的扩展和方言分裂有关的一切，都属外部语言学的范围。
索绪尔用国际际象棋比喻了内外部语言的区分：
至于内部语言学，情况却完全不同：它不容许随意安排；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知道自己固有的秩序。把它跟国际象棋相比，将更可以使人感觉到这一点。在这里，要区别什么是外部的，什么是内部的，是比较容易的：国际象棋由波斯传到欧洲，这是外部的事实，反之，一切与系统和规则有关的都是内部的。例如我把木头的棋子换成象牙的棋子，这种改变对于系统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假如我减少或增加了棋子的数目，那么，这种改变就会深深影响到“棋法”。
索绪尔认为：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
没有文字，绝不会损害语言的保存的。
刚巧前天读到小时候邻居张永袆一篇关于家乡方言山芋腔文章，也印证了上述观点。我现在还能自如的听说家乡方言土语，但不知道如何书写的。过去大多数乡人是不识字的，但并不影响语言的一代代传承。
姚小平的《西方语言学史》中，我有兴趣的是其中关于早期西方传教士对汉语的研究和影响。
在阿尔诺和朗斯洛探索语法普遍性的年代，西方人已经知道远东有一种语言叫做汉语，并且开始谈论它那怪异的语法和奇特的文字，但除了少数赴华传教士，全欧洲还找不出一个能够真正把握汉语的学者。早期的汉语知识纯属传教士的专利，直到18世纪后期，欧洲学界对汉语的认识仍然依赖于传教士的探索和转述，而传教士对汉语的研究，则是他们随着基督教势力的扩展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一场语言考察活动的延续。
在法国耶稣会会士金尼阁（1577—1628）撰述的《中国札记》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利玛窦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种种看法。中国地域广阔，方言极多，有些方言之间的差异竟大到不能互通，这使利玛窦颇感讶异。若在欧洲，这样的方言一定会被视为独立的语言。然而更令他惊讶的是，方言差异对中国人的生活并未产生太多消极的影响，因为有两个特点使汉语得以克服方言隔阂，一是统一的口语“官话”，二是统一的书写符号“字”。
在利玛窦看来，单音节性既是汉语的优点，也是它的缺陷。优点在于，汉语“用几个字就能清楚明白地说出各种想法，而那在我们就得啰唆半天，还说不清楚”
可是利玛窦继续说，表达过于精简，会导致含意不明，更何况单音节的词容易同音，增加了理解的难度，致使汉语成为世界上“最模棱两可”的语言；幸亏汉语有发达的文字系统，借助不同的字符可以把单音节的同音词区分开来。利玛窦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古汉语说的。
利玛窦又认为：“中国人的语言之所以含混不清，乃是因为自古以来他们就一直把绝大的注意力放在书面语的发展上，而不大关心口语；就是现在，他们的辩才也只见于他们的写作，而不在于口语”；“中国人直到成年才注意讲演，欧洲人则从小就学习讲演。”
说到文字，利玛窦也持有一番看法。汉语在西方人眼中之所以独特，其实一半正是由于汉字的关系。他把汉字看作一种凭借视觉发挥作用的图像符号，能够描画物体、载录意象，用独立的字符表达每样东西、每个概念。西方拼音文字则依赖于听觉，用字母记录语声，把字母组合起来便成为书面的词语。
从中国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更有价值的是传教士们在研究汉语的过程中所做的具体工作，一是音韵，二是语法，三是词典。
较之其他文史哲经学科，语言学几乎不会引发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今后时间充裕时，可以多读一些这方面的书，了解更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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