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独立开课

1977年下半年一开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就安排我给聂其培老师当助教。这时马列部还没和政治系分开，我们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是聂景康老师。我向他提出我要独立开课，不给聂其培老师当助教。这时我很自信，我觉得我绝对可以开政治经济学这门课。教研室主任也很同意我的想法，就分给我生物系和化学系两个系的课。我当然要认真对待！首先认真看教材，熟悉教材，掌握教材的基本内容、重点、逻辑结构；其次，思考如何讲授，如何既要讲清基本原理，又要突出重点，既要有理论广度，又要有一定深度，哪些问题可一带而过，哪些方面需要展开，联系实际例子讲解，争取讲的生动活泼一些，力争启发学生的思考。第三，认真写讲稿，力争把要讲的内容都写进讲稿里。最后，在讲解方面，一开始课堂上所讲的几乎都是讲稿上所写的。不敢多讲一句。后来逐步地发生了变化。课堂上重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同学们对重点问题的理解。结合历史事件和自己经历过的事实，把重点问题讲透，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样讲的效果特别好，很受学生欢迎。

也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全国刮起一股让工农兵学员“下课”的风。山师也没幸免。有一次我上课时，学校党政机关，教务处好多领导都去听我的课。我记得宣传部的赵觉老师听了我的课，下了课，她主动地对我说：“讲的不错，今后不断努力。”以后再没听到别的消息，证明我在课堂上已站稳了脚跟。

后来，教公共政治课的老师从政治系独立出来，组成了“马列部”，也设好多教研室，我被分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由田乃信任教研室主任。马列部设置了一个新专业，市场营销专业，暑假后招生。这个班设了好多课，其它课比较容易开，很快就安排下去了。只有当代西方经济学安排不下去，一些年轻的教师都没敢接这门课的。如果没人开这门课，只能到别的系去请人。我出于好奇，也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就壮着胆子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我利用假期把西方经济学的所有版本借来，先看微观经济学，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又看了宏观经济学的好多版本，包括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这些汉语翻译的原著有好多我都看不懂，特别是凯恩斯的“通论”就基本上看不懂。他说：“我写这本书，不是给一般人看的，是给经济学家看的。”我肯定不是经济学家！这一备课，才感觉到这门课的难度，觉得有点骑虎难下的感觉，既然已经骑上了，就硬着头皮上吧！就我这水平真有点像蚂蚁啃骨头。一个暑假我硬是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讲稿写了出来，没影响新学期开课。同时我还去政治系听于洪波的课，他在政治系开这门课。就这样我把这门新课开了出来。市场营销班一共办了六级，我一直坚持开当代西方经济学课，讲课效果还可以。后来计算机系听说我上这门课，就来请我去给他们上课。这是一个准备考经济学研究生的辅导班，学生来自全国各地，都有相当高的数学水平。人家研究生水平的于洪波老师都不敢接，我就愣头愣脑地接了过来。由于我非常认真，同学们也认真听我的课，辅导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在讲课的过程中，我最怕的是做题，用数学模型解释经济现象。在上大学以前我只是一个初中生，没学过微积分，每讲到这些地方，同学们就说：“老师你不用讲题了，你光讲清基本原理就行了，听了你讲的原理，我们原来不会做的题，现在就会做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做了。期末考试，我这门课考的最好，同学们最满意。考完试后，计算机系的书记刘红专门找我谈话，表示非常满意，希望再接下一个班。我想：“见好就收吧。”所以坚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通过这次上课，我深刻体会到：上一门课，必须有底气，给学生一桶水，自己必须有十桶水。上自己底气不足的课，不仅会误了学生，更遭罪的是老师自己。上辅导课不同于上我们市场营销班的课，我们市场营销班的课虽然有教材，也是哪些有把握就讲哪些，而且考试由我出题，有主动权。研究生考试就不同了，你不能依你的水平讲，必须严格安教材讲，不能随便省略内容。没有十足的把握的课，是绝对不能接的。后来还有几个考研的学生，带着礼物来请我给他辅导西方经济学，都被我婉言谢绝了。后来山东省干部函授大学又请我上当代西方经济学。我接受了。我看了他们自己编的教材，比较简单。原来在干函大上这门课的有汤安忠和张宗斌老师，由于干函大办的班太多，上不过来，又找了我。由于汤老师事太多，后来在干函大上课的只有我和张宗斌老师了。娄校长听学员反应：“要准备考试就听张宗斌老师的课，要学东西就听李佃章老师的课。”这门课我一直上到干函大办不下去了为止。最后剩下二十多个人，还请我去上课。并说：“以后再办班还请你。”

我还开了一门”邓小平理论”课。这时候我们学校还没开这门课，我省办的干部函授大学就先开了“邓小平理论”课。因为那时校外的课时费比校内要高的多，所以凡是经过我们教研室的校外的课，都让教研室主任一个人独揽了，他实在忙不过来了才找我们。有时他揽的课太多，常常给人家误事，中文系就多次来电话，让我去救场，我说必须经教研室主任允许。这次是教研室主任田乃信亲自找的我，这是他第一次找我，是让我替他上我从来没上过的“邓小平理论”，只给了我一本干函大编的邓小平理论教材，只给了我三天的时间，而且再三拜托，不能给人家误课。地点是大家洼潍坊碱厂，我看了看教材，好多内容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重着，我感觉有把握讲好。写讲稿是来不及了，我只能简单列了一个提纲，带着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和邓小平理论有关的讲稿，就直奔大家洼潍坊碱厂。到了潍坊碱厂党校，校长郝明杰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上课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邓小平理论中总结我国社会主建设的经验教训比较多，这是我最擅长的部分，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都经历过，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统购統销等，

我都经历过。所以讲的有声有色，非常生动。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强调改革开放的必要性。这是给干函大第一次上课，学生们不仅上课认真，而且还录了像。可以说这次课上的很成功。但是回校以后，娄校长找到我，表示很不高兴，说：”邓小平理论是一门新课，你从没上过你怎么能上？谁让你上的？”我一听就火了，我说：“我本来不想去，田乃信求着我去，我是为了去救场，我不去就误课了，田乃信提前三天才给我教材，我是硬着头皮去的。我顺利完成任务，你不仅不感谢我，反而不满意，真讲不过去！”他也说不出什么来。过后，他又专门去碱厂做了调查，郝老师和学生们都反应很好，而且他还看到我上课的录像，这回他是心服口服了。以后碱厂的课都交给我去上了。在碱厂上课我还交了个好朋友郝明杰校长，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联系。

说起干函大上课，我和娄老师的关系，还有一个事在这里说说。干函大每年暑假都要进行大规模的考试，学校都要派好多教师做为督导员到各县、市去，这一年派到了我，出发之前，娄校长作动员报告，他非常严肃地强调考场纪律，要求单人单桌，每个考场的人数，交卷时间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要求督导员严格执行。我是第一次做督导工作，我想我一定认真做好工作，严格按娄校长的指示办事。我被派到德州地区的乐陵县。时间是周末，因为只有周末才能到中学做为考场。那天我走到半路他们县的宣传部长就来接我，在一个饭店要了好多菜，其中有个好几斤重的大肘子。晚上又请我喝酒，酒足饭饱之后，就带我到了他们县最好的舞厅 ，找了两个漂亮女孩培我跳舞。我想：“他们怎么知道我喜欢跳舞？”但是这两个女孩虽然挺漂亮，可是一点也不会跳，跳舞感觉很别扭，她们说你教教我们吧，我说时间太短了，教不会。现在的我，肯定不是他们想像中的我。因为根本跳不起来。很快跳舞就结束了。第二天宣传部长带我去了考场，带我到了一个干净漂亮的办公室，有为我准备的茶水、瓜子、各种水果。这位考场负责人说：我们安排好了来叫你，说完就走了。我看着手表，考试时间快到了，怎么还不来叫我？我想：“不行！我是来督导的，不能听你们指挥！”我就主动去了考场。到了考场一看，我的天啊！所有的考生都挤在一个大教室里，正准备发卷子，被我立刻制止了。我说：”不是要求单人单桌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呢？”宣传部长跑过来说还没来的急分，就抓紧时间把学生分到各个小教室，这才发试卷。发下试卷后，我站在一个教室门口，一眼瞟见了宣传部长，他也是其中的考生。我发现学生不看试卷，光看我。我意识到他们是希望我离开。我想这么多教室，我只能看这一个，如果都在作弊，倒霉的就只有这个教室里的学生，这么多教室我一个人是看不过来的，我干脆走吧。我又回到了那间办公室，等到收卷时间，我故意拖了一刻钟才又去了考场。到考场一看，考场里乱哄哄的，一些考生正在抄别人的试卷。我说：“行了吧该交卷了吧，现在已超过二十分钟了。”我去要卷子，夺都夺不过来。好呆我在那里看着把试卷装包封口盖章。总算完成了任务。我胸前带着督导员的牌子不能不负责任，我觉得我最大限度也就做到这种程度了，回去也有个交代了。临离开乐陵时，我感觉宣传部长非常冷淡，同我来时高接远迎的判若两人，临走时还送一大蛇皮袋子乐陵小栆，拿回家一看，一个也不能吃，全扔了，白让我费那么大的劲背回来！回校后我进了娄校长办公室，把我去乐陵督导的情况，如实的向娄校长进行了汇报。我估计娄校长可能表扬我，没想到他听完汇报，立刻翻了脸，非常生气地说：“让你去督导没想到你去砸锅，人家别的老师去督导都非常园满，就你搞的那么乱。”我听完，腾一下火就上来了，我说：“我汇报的情况你应该早就知道，现在你还装做大惊小怪。唯一一个向说实话的人你却听不得实话。”我这么一说他的态度反而和蔼了，轻声对我说：“咱们这种情况比党校还要好。”我说：“你这是说了句实话，跟我这样的人别来虚的。”经历了这事使我思考了好多问题。

自从给干函大上课以后，我和洪稳在校外，又接二连三地接了好多课。在20世纪九十年代，有商业头脑的老板，为了商业利益就把资金投上了办学。我国的私立大学，象雨后春笋般地产生出来，他们的好多课，都需要到正式高校聘请老师，必须有高校的教师资格证，这样高校的老师忙开了，除了在校内上课，还可以兼校外的课，以增加个人的收入，我除了给干函大上课以外，还给校内的函授大学、省电视大学、山东建设学院等上课，有的学院直到我退休，还不愿意放了我。我给他们上课在教学态度上，和在校内一样，无论刮风下雨，从不误点。那时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有一天下午，我去银行学校上课，是下午两点上课。吃过午饭下了楼刚准备骑车走，天上黑洞洞的云层压了过来，大雨点子开始往下掉，这时我想不能误学生们的课。于是我赶紧又上楼，穿上雨衣、靴子，下了楼大雨就下起来了，到了马路上除了我和少量的气车已见不到其他人了，马路上全象河沟一样，哗哗淌着水，到了历山路水更多，越往北走水越深，这时马路已看不到路面了，就看到马路中间，有很少的路面一露一露的，象大海中露出的鲸鱼脊梁似的，我就顺着鲸鱼脊梁走。这时大雨还下个不停，我的雨衣和前车把之间不时积满了水，我不断地从底下把水托出。有时从后面来一辆汽车，我只能从自行车上下来，这时我的靴子立刻灌满了水。这时候我也有点急，可是又一想，这可能是一种享受，这是一辈子都很难碰到的，干脆慢慢地骑，听着哗哗雨声，淌着没膝的雨水，听着轰隆轰隆的雷声，看着街两旁的景点，可惜没有一个人和我分享！到了银行学校，还不到两点，一进教室门，一站就流了一滩水，两只靴子，几个同学费了好大劲才帮我脱下来。同学们都感动的流泪，我也感到很欣慰。

上公共政治课，还有一件难忘的事。那时我们还住在五排房，是给体育系的学生上课，这天晚上我刚睡下，还没熄灯，突然一块石头穿过玻璃窗飞了进来，正好落到我的被子上，紧接着就飞进来第二块，第三块。全家人都很害怕。第二天，我拿着三块石头到了学校的公安处，跟他们做详细的汇报，他们听了很不以为然，就不了了之。看来不出人命，他们是不会管的，只是后勤来人给我换了块玻璃。发生这事的原因我很清楚，就是体育系有个学生考了85分，他非求我给他改成90分，这样他就能评上三好学生了，我坚决不给他改。我说：“你这个做法本身就不够三好学生。”为此，这个学生记仇了，报复我。这事我也不再追问了。这事的体会是，任何小事，太认真了都有危险。

做为一个教师，对学生坚持公平，真不容易。每学期刚考完试，就有好多人打电话来，有干部，有同事，有同学，还有我的老师。他们都关心自己孩子的考试分数。我经常的处理办法是说卷子看完了，分数已经报到系里了。但是有时没等考试他们就来电话了，很难办！我的办法是一视同仁，如果他的孩子考了55分， 60分及格。 让他的孩子及格了 ， 那么其他的55分以上的孩子， 就全及格了。其他的老实孩子就全跟着粘光了。这就是在我手里能实现的公平。从这些小事就可看出惩治腐败的难度。我的孩子李莉在我们山师生物系读书，她的考试分数，我们两口从未过问过，只是看看她的成绩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