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3

  那一年的冬天尤为漫长，只有每周的心理咨询会打断那种沉闷，每当看完一部电视剧，我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几乎是丧亲之痛，于是不得不再去找下一部。

  春去夏至，终于在秋天来临时，我发现自己能专心阅读了。除了愤怒和自责，我的大脑又可以容下别的想法了。我又重拾起两年前在哈弗写的那一章，我重读了休默，卢梭，史密斯，戈德温，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的著作，我又想起了家庭，这里面有个谜，一个未解之谜，我问自己：当一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与他对朋友，对社会，对自己的责任冲突时，他该怎么做？

  我开始了研究，我缩小问题范围，使其更学术化，具体化，最后我选择了19世纪的四种思想运动，研究他们是如何与家庭责任问题做斗争的。我所选的运动之一便是19世纪的摩门教。我踏踏实实研究了一年，在这一年的年尾，终于写出了论文初稿，《英美合作思想中的家庭、道德和社会科学，1813—1890》。

  我最喜欢关于摩门教的那一章，作为一个在主日学校呆过的孩子，我被教导，一切历史皆为摩门教做准备，基督死后的每一个事件都是上帝安排的，为的是让约瑟夫史密斯跪在神圣树林，上帝还原真正的教会的那一刻成为可能。战争、迁徙、自然灾害，这些仅仅是摩门教故事的前奏。另一方面，世俗历史倾向于忽略诸如摩门教这样的精神运动。

  我的论文赋予历史一个不同的形态，既不是摩门教，也不是反摩门教，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世俗的。我没有把摩门教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目标，也没有贬低摩门教在解决时代问题上所做的贡献。相反，我将摩门教的意识行态视为更大的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章节。在我看来，历史并未把摩门教徒与人类大家庭的其他成员区别对待，而是将他们捆绑在一起。

  我把论文初稿发给朗西曼博士，几天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了面，他坐在我对面面带，惊讶地说，“论文写的不错，有些章节写的非常好。”这回他笑着说，“要是这个论文不能让你拿到博士学位，我会感到意外的。”

  当我拿着厚重的手稿走回宿舍时，我想起克里博士的一次讲座。讲座一开始，他就在黑板上写道，历史是由谁书写的？我记得当时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有多奇怪，我心目中的历史学家不是人类，那是像我父亲一样的人。与其说是人类，不如说是先知。他们对过去的看法和未来的憧憬都不容置疑，甚至不能补充。现在，当我穿过国王学院，走在宏伟的教堂投下的影子中，我从前的胆怯似乎显得有些可笑。历史是由谁书写的呢？我想：是我。

  在我为自己选择的27岁生日那天，我提交了博士论文。12月，我在一间简陋的小房间进行了论文答辩，我通过了答辩，回到伦敦。德鲁，在那里找了份工作。我们租了一套公寓，今年一月，据我初次踏进杨百翰大学教室近十年后，我收到了剑桥大学的确认函：我是韦斯特弗博士了。

  我已经建立了新生活，这是一种幸福的生活，但我感到一种超越家庭的失落感，我失去了巴克峰，不是主动离开，而是默默离开。我退缩了，逃离到大洋彼岸，让父亲为我讲述我的故事，向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下关于我的定论，我退让了太多的土地，不仅仅是那座山，还有我们共同历史的整个领域。

  是时候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