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32天《立政 第四》篇第10段

《管子》学习第32天《立政 第四》篇第10段

原文阅读

          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观乐玩好之说胜，则奸民在上位。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谄谀饰过之说胜，则巧佞者用。

        右“九败”。

字词注释

[1]寝兵：息兵。停息和解除兵备，即不要战争。胜：得胜，占上风。

[2]不战：不愿打仗作战。

[3]全生：保全性命。

[4]廉耻不立：廉耻的观念得不到确立。

[5]私议自贵：私立异说而清高自贵。指宣扬私立异说，自命清高，自视不凡。

[6]群徒比周：结党营私。比周，培植徒党，勾结营私。

[7]金玉财货：指追求金玉财货、贪图富贵。

[8]爵服下流：使官爵随意流入下层。即出现卖官鬻爵之事。

[9]观乐玩好：讲究吃喝玩乐。指追求享受。

[10]请谒任举：请托，拜见，私人保举。指多方求索官职。请谒，请托，拜见。指干求官爵。任举，指私人保举。

[11]绳墨：本义是木匠用以取直用的墨线。引申为标准。此指用人标准。

[12]谄谀饰过：阿谀奉承、文过饰非。指想尽办法掩盖过错。

[13]巧佞：巧诈奸邪之人。

译文参考

        倡导废止军需战备的主张占据优势，国中即便有险要的地势也不能够固守了；提倡仁慈、泛爱的主张占据上风，士兵们也不肯再去厮杀打仗和勇猛作战了。主张要保全自身和珍爱生命的观念占据优势，那么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廉洁知耻之风尚就不好再建立了。若私立异说、清高自负、各显高明的主张占取上风，那么君主的政令就无法有效得到推行了。而倾向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习尚占据优势，那好人、坏人就不容易分清楚了。倡导追求金玉财货的主张若占据上风，那么官员可能会随意贩卖官爵，私自赏赐职位给出身卑微之人，导致爵赏服制滥流到下层。提倡观赏游玩、寻欢作乐的风气占据优势，奸邪阴险、诈伪欺世之辈就会攀附权贵、窃居高位。若凭借请托拜谒、私人保举可以求得官爵的情形占据上风，那用人标准就不会正确。那些阿谀奉承、逢迎谄媚、文过饰非之人的主张占据优势，花言巧语、献媚取宠的奸佞之徒就会得到任用，出来干一些邪恶之事。

      以上是“九败”。

核心内容解读

      本段内容列出了国家败亡的九种原因，强调防止“九败”是重要的，《立政九败解篇》对此作了解释。他们说：第一败是“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这是反对宋钘、尹文、公孙龙等人主张“寝兵”（或作“偃兵”，即废止军备）。第二败是“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这是反对墨子主张“兼爱”。第三败是“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这是反对杨朱、子华子等人主张“全生”的，因为既要“全生”，就要大讲养生之道，注意饮食滋味，讲究声色，“纵欲妄行，男女无别，反于禽兽”。第四败是“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这是反对道家的，因为“私议自贵”，就要“退静隐伏，窟穴就山”；这里可能也指那些隐士，不肯与统治者合作之辈。

        此外五败，“金玉货财之说”当指范蠡、计然、白圭重商之说；“观乐玩好之说”，指魏牟等纵欲之论；“请谒任举之说”指鼓吹尚贤之说者，也可能还包括纵横家；“谄谀饰过之说”不知何所指，先秦无论哪个学派也没有主此说者，可能指一些说客。“群徒比周之说”，不知何所指，先秦无此学派，可能是指群徒比周这种现象。

      这里列出的这些原因，也可以看作是开列了一个禁绝各流派的清单。《管子》中的主要思想是主张一切要遵从法令，对于各种违反或背离法令的思想与学说的态度是反对和禁止。后文《法法》中甚至提出，对一切与法令相背的私议，要采取严厉的手段“诛”来加以禁绝。

        不过，这里没有特别明确地针对儒家。《管子》中的法家思想没有把主攻矛头指向儒家，虽然也有批驳儒家论点的地方，但在许多地方又颇为重视忠、孝、礼、义以及德政等。《君臣下》认为礼与法一样是立国所不可缺少的。“上下设，民生体（礼）而国都立矣。”《形势解》说：“礼义者，尊卑之仪表也。”《任法》说：“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从基本思想体系上，“管法”与儒家是截然不同的。但对儒家的一些具体的道德规范，“管法”不仅不反对，反而认为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因此没有举起反儒的旗帜。“管法”把仁义礼乐视为法的不可缺少的补充手段。当然，尽管“管法”给儒家留下了座位，从总的精神看，“管法”的主张在思想领域还是必须实行专制。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争于气力”：先秦兵学的整合与总结

        刘向《战国策》序说战国时期的形势特点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其最大特征，就是春秋时期以争霸为主流的战争的终结，战国时代以兼并为本质的战争的到来。

        进入战国之后，随着旧的生产关系的倾覆，土地占有权也相对分散。有土地就有人口，有人口就有赋税，就能组建军队，也就意味着拥有了财富和权力。因此，对土地和人口资源的争夺和控制，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当时战争活动的根本宗旨。换言之，对土地的争夺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战国战争的始终。

        这一兼并战争的属性，是与以往争夺霸主名分和地位的春秋争霸战争迥异其趣的。战争的手段是由战争的目的决定的。兼并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程度要远远超过以往的争霸战争，这一点早在晋阳之战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智伯决晋水灌淹城池，长围晋阳两年，必欲置赵氏势力于死地而后快；同样，赵、韩、魏击败智伯瑶军以后，也是擒杀智伯，尽诛其族，瓜分其地。这里已丝毫见不到邲之战、鄢陵之战中那种彬彬有礼的旧“军礼”遗风，而只有无所不用其极的酷烈。对此，《孟子·离娄》有非常准确而扼要的概括：“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种局面，到战国中后期尤其明朗化。当时的战争，已从兼并的角逐进一步发展为统一的追求了。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不仅仅是“竞于道德”早已成了明日黄花，而且连“逐于智谋”也时过境迁了。因为，“上兵伐谋”固然美妙，但现实的状况是，实力才是确保在战争中夺取胜利的根本条件，没有强大的实力，那谋略就无从施展，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虽然还注重于“伐谋”“伐交”，但其战略运用的重心，转移到了“伐兵”与“攻城”上来了，遂成为当时兵学文化的最大主题，先秦兵学的发展，合乎逻辑地进入到“争于气力”的阶段。

        “争于气力”，并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措施与手段，通过相应的途径，达到自己预定的战略目标。在当时的兵家看来，只有进行农战，致力于富国强兵，才能够真正拥有从事战争的物质基础与制胜条件。《商君书》《韩非子》《管子》对此均有充分的阐述：“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管子·大匡》）。他们认为，要确保国家在战争中取胜，就必须注重加强国家的实力，只有具备强大的实力，方能统一天下，这叫作“多力者王”。明确指出，国家的强盛与否由国家的实力强弱所决定，并认为恩德也产生于实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商君书·靳令》）。

        到了战国后期，随着兼并战争的日益激化，先秦兵学的主题有了新的转移，“竞于道德”基本失语，“逐于智谋”也逐渐弱化，代之而起的，是“争于气力”，传统型的正宗兵家实际影响力有所削弱，而法家人物的兵学观点则把持了话语权。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同时也是历史的无奈！

参考资料

《战国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

《中国政治思想史（套装共3册）：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元明清卷》，刘泽华 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

《孙子兵法十八讲》，黄朴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03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