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六亲不合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就是说只有家里的亲戚各种不和睦，才能显出来孝子，只有政治很糟糕，才能显出来忠臣。明朝有很多忠臣和奸臣，依此看政治很不清明，可明朝有个著名的特征就是经常是皇上几十年不上朝，帝国还运转的没问题。政治不清明，帝国如何运转的下去？
1.1、有两种容易被混淆的权利，是作为制度的皇权和作为皇帝个人的权力，这两者不仅不是一回事，之间还经常有冲突，不同朝代的冲突方式不一样，明朝盛产忠臣和奸臣的奥妙就在这里。
1.2、作为制度的皇权，指的是一种以皇帝作为最高首脑的，与贵族或豪族权力相对抗的制度。官僚体系就是这种制度的工具，所以强大的官僚体系的存在，就意味着皇权有了强大的工具，皇权也就很强大。但是官僚体制必须是严格按规则来行动的，原则上皇帝个人的意志也不能随便挑战这种规则，所以皇上个人的权利反过来又会受官僚体制的约束。不过这就会形成严重的反制，就会与官僚发生冲突。
2.1、安史之乱前的唐朝是豪族社会，豪族强大官僚体系就弱小，皇权也就不会特别强大，这是唐朝的皇上能够开明纳谏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也是隋文帝特别怕老婆的原因，他们要想统治就必须与豪族共治天下。到了宋朝进入平民社会，豪族都没有了，大宋就建立起远远比唐朝要发达的官僚体系，皇权变得比唐朝强大得多。（皇权的强大与帝国的强大是两回事，皇权是指对内的权利，帝国是指对外的权利，安史之乱之前的唐朝帝国强大，但皇权并不强大，宋朝皇权强大但帝国并不强大。）
2.2、宋朝虽没有与皇上共治天下的豪族了，但共治天下的理念还在，只不过豪族换成了士大夫了。士大夫通过当官僚来和皇上共治，宋朝皇帝个人的权力并不强大。如宋神宗有一个例子，有一次他要把对西夏作战失败有责的漕运官员杀掉，杀一儆百，可宰相说咱朝代从来没杀过士大夫，这例不好破。神宗想改为刺字发配边疆，可副宰相说这样还不如杀了他，说士可杀不可辱。皇上大怒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痛快的事一件都做不得。副宰相毫不客气顶了回去：这种痛快事做不得也好。由此可看到皇上个人的权力是很受约束的，强大的官僚体系是帝国的公共工具，体系的规则对包括皇上在内的所有人都有约束力。当然这是指皇上意志与规则冲突时，不冲突时是没有人能够反抗的。
2.3、到了元朝情况变了，草原上的皇上不太容易理解官僚体系的公共性，在草原上可汗只理解两种关系：或者是与其它军事贵族的共治关系，或者是与自己私人奴仆的关系。到了中原，皇上用巨大的财富把军事贵族们都养起来，共治关系没有了，只剩下了与私人奴仆之间的关系，所以元朝就没有与士大夫共治这件事，皇帝把官僚们都当成了自己的奴仆。家中奴仆嘛，不会按套路来，时不时可做一把痛快的事。这样反向带来了一个后果：元朝的官僚体系的运转效率远不如宋朝。
2.4、元朝的奇葩诏书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比于元朝中期皇上曾经给少林寺一道圣旨，最后一段原文如下：“这和尚每道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圣旨俺的。”这就是当时的大白话，告诫和尚们，不合规矩的勾当别做，敢做就弄你，最后一句还依照蒙文语法倒装了一下。圣旨是一个国家公共意志的表达，要有一定的规矩，我们通常了解的都是文字非常典雅庄严，毕竟代表了国家的水准。这道圣旨俨然是一个黑道大哥给少林寺在训话。官僚们看这套打法肯定很无奈，不知该怎么配合皇上，结果虽然元朝的皇上个人的能力很强，但是作为制度的皇权并不强，松松垮垮。因为官僚体系跟不上皇上魔鬼的步伐，皇权的社会控制力也就不强，元朝的社会经济因此相当繁荣。乃至朱元璋评价说，元朝之所以会失去天下，就是它对社会管得太松了，这大概跟我们对元朝的直观认知很不一样。
2.5、朱元璋文化水平也不高，也有些奇葩的诏书，有一次倭寇侵犯沿海地区，朱元璋下诏原文：“奉天承运，皇帝昭曰，告诉百姓每，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这绝对是最接地气的圣旨之一，不过明朝皇帝都出身中原，能理解官僚体系是公共工具，其官僚体系是高度发达的，意味作为制度的皇权是非常强大的。
3.1、有了元朝统治的历史教训，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信念也被打破，到了明朝，皇帝不能容许自己被官僚过分约束，皇上个人一直努力建立一套独立于体系之外直属于皇帝一个人的系统，这就是由太监们主管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系统的来历。它不按正常官僚体系的逻辑运作，而只按皇帝个人的喜怒来运作。明朝有很许多危害天下的大太监，这并不是因为皇上个人没有权利，而恰恰是皇上个人有权利，大太监的权力不过是戴着面纱的皇帝个人权力而已。皇上一发怒，权势熏天的大太监也时时刻刻被弄死。如著名的大太监刘瑾，权势最大时被称为立皇帝，指大明有两个皇帝，坐着的是正牌皇上，而刘瑾是站在旁边的皇上。但皇上弄死刘瑾魏忠贤都是分分钟。
3.2、明朝盛行大太监，反过来证明明代的官僚体系强大，对作为个人的皇帝权力制约力度相当大，且冲突很大，否则皇上对作为打手的太监也就没有这么大的需求。
明朝皇帝总要通过太监们搞一搞事情，有些人就会攀附到太监那儿去，形成了一系列的奸臣，而能够坚持原则的人就是忠臣且分别成为党派。客观说，攀附太监的所谓阉党的大臣不一定是奸臣，因为刘公公魏公公等人的权力太大，要想干点事，不把他们哄好是不行的。而只要巴结他们，就容易被指责为奸臣阉党了。另一方面，忠臣为了能有效的对抗，也不得不结成党派。结党之后，个人的原则就不得不受到党派原则的约束，所以忠臣到底是不是好的大臣，这事也不好说。
3.3、所以明朝的政治越到后来越糟糕，所谓忠臣和奸臣分别结成党派，但实际上党派本身与道德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只和结盟的需要有关系。面对紧迫的国家大事，一方提出应对方案，另一方往往会对人不对事大肆批判，对问题的讨论就迅速堕落为党争。到了帝国晚期，局势极为艰难，需要作出一些重大的政治决断，但是各种党争已经让帝国的决断能力瘫痪掉了。
3.4、崇祯皇帝曾经有一系列机会能够把局面挽回来的，比如：李自成曾经想要跟朝廷讲和，讨个大大的封赏就行；皇太极也曾经想和大明讲和，多要点岁币就行；在局势极度危难的时候，曾经有人提议迁都南京，那边有一整套现成的官僚班子，因为最早明朝的首都曾经就是南京嘛，要崇祯别困在北京，必须留得青山在。所有这些提议，都能给大明王朝续命，但是在党争当中，一个也通不过。因为一定会有另一派的人站出来骂街，说出这主意的是卑鄙小人。
3.5、党争把人的道德心性也败坏掉了，最终一帮人都眼睁睁看着帝国大厦崩塌掉，等李自成和大清先后进北京了，再去攀附新的力量。甚至到了这会儿，有王爷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却根本没法搞成南宋那样，大家仍然在党争当中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只好投降大清了事，少数不愿投降的就战死拉倒。
4、清朝几乎原封不动继承了明朝的官僚体系，但清朝皇上不同于明朝，他们本身就有只依附自身不依附官僚体系而且与自己有亲密的私人关系的人，那就是他们的包衣奴隶和满蒙八旗的人。雍正朝著名的年羹尧李卫等人，都不是想象中吃不饱穿不暖的苦命人，他们是四爷的心腹，他们与皇上之间有着一种私人性质的认同关系，这和一般的汉人官僚不一样。同时包衣奴隶和八旗子弟们又在真正意义上是官僚体系的一部分，私人认同关系并不会使得官僚体系的运转受到严重干扰，这样清朝的制度性皇权和皇上的个人权力都很强大，但两者都没有像元朝和明朝那样发生严重的冲突，所以大清治理的水准比元朝明朝都要好多了。
2018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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