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晚10点半左右，我的左脚大拇指，被打碎的啤酒瓶扎破，就在楼下垃圾桶旁边。当脚底下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伴随一记钻心的疼痛，我失声尖叫——一块三角形的玻璃碎片刺穿我的拖鞋。
迅速提起受伤的左腿，一个清晰的三角印子在拇指脖的位置渗血，被我那么轻轻一按，血涌得更快。
必须马上通知物业！我无法站稳脚跟，自然发不了手机信息。
一瘸一拐地踱回家，每走一步都在滴血——楼道、电梯还有家门口都有我的血迹。
到家后，我翻箱倒柜，仅仅找到一小包消毒棉球，把伤口的血擦干净后，便立即拍照片发小区群，叫人赶快通知物业。
等我回过神，伤口仍血流不止，该怎么办呢？！棉球已经被我用完，家里没有其他止血的药物，我一个人坐沙发上发呆。
小区群里沸腾了，有邻居问我，是否需要酒精、碘伏或者双氧水，但我独自居住，而且跟邻居又不熟，开始慌了！
其实，我可以打电话叫我弟弟过来，他有车又离得不远。但当时已是晚上11点多，他老婆有孕在身，我妈又跟他住一起，老人家有高血压，大半夜遇见这倒霉事情，一个电话却要影响那么多人，我不想让他们担心，只好打消这个念头。
这时我想起与我同小区的朋友，平时他都挺早睡的，但顾不得太多。接通语音，他还没休息，得知我受伤，马上给我送了酒精和敷料。
他帮我贴好敷料，我见血似乎止住了，便叫他先回去，他和父母同住，太晚了也不好。
本来打算第二天再去医院看看，可我不放心，又问了一个当医生的朋友，他看了我的伤口照片，还有玻璃碎片，叫我马上去医院处理。
搞不好还得缝针，他千叮咛万嘱咐。
我急着出门打车，一紧张，还输错了医院的名字，最后在司机的帮助下到达医院的急诊中心。
疫情期间，我一直在广州低风险区，所以也不需要48小时核酸。扫码、测温，急诊中心的医护人员不多，只有一个穿防护服的护士大姐正在前台忙碌，而我面前已经排了两三个患者。
我的脚受伤了，我要挂号！好不容易排到我，我迅速掏出身份证递给她。
她朝我摆摆手，一支测温枪已对准我的脑门。
嘀——
体温正常，她一边记录，一边问我的情况，叫什么名字，怎么受伤的，多大年纪……
当听到我的年龄，她又指了指旁边的血压仪，让我先测血压——医院规定，四十岁以上患者要先量血压。
我疼！我一刻也不想耽误，假装很疼的样子。
疼也要测！她丢给我这句话，转过身接电话。
挂完号，我往候诊区椅子坐下，抬头看见悬空的显示屏幕上闪着患者的姓名，这些名字被简单分成四个区域，随着广播念出来的名字闪烁。盯着老半天，我才明白门诊的患者只有“外科”和“内科”两大类，每一大类再根据严重程度分级，我属于外科最轻的级别。
候诊的一个多小时，急诊中心又陆续来了些人。
远处走来一袭黑衣黑裤的女孩，她被另一个黑T女孩搀扶着坐我前面的椅子，落座后，她几乎无法挺直腰，只好捂着肚子趴在自己的大腿上，宽大的上衣下摆盖过她的腰，侧目望去，她的整个人像被无尽的黑色吞噬一般。唯一有动静的，是她沿着膝盖四散开来的长发，但也只是无力地垂着。
一个胖胖的大叔，被几个家人用轮椅推进来，听他家人说，大叔半夜痛风，腿疼得无法入睡。
还有一个出租车司机，被交警和治安协管员带着走来走去，听他们的聊天内容，似乎与酒驾有关。
另外一两个患者，如我般只身一人，安静地刷着手机，偶尔瞄一眼显示屏，看不出任何异常。
长夜漫漫，一个小时过去，终于排到我了。轮值的医生是一个温柔的男生，他帮我检查完伤口，担心有玻璃碎残留，于是开单叫我去拍片。
经我反复确认是否需要缝针，他解释说，伤口不大且比较平整，排除异物残留后可以不缝针，但破伤风只能明天来打。
结束放射科的检查，我又回到等候区，那两个女孩刚开完单，也一前一后地起身去往我来时的路，听见那个生病的女孩在向她的同伴道歉，说明天还要上班时间，耽误了她的休息时间。
半个小时后，我拿到片子，导诊的护士大姐说原先的医生已经下班，安排另一个医生接待我。医生看了片子，说问题不大，接着帮我写了病历和开单。
交完费，大概凌晨2点，候诊区已没有新来的患者，我便被带进门诊手术室清创。刚进门，发现手术台上躺着一个短T短裤的男生，咧着嘴巴，看样子挺难受——他的伤口在一侧小腿的中部，被玻璃割了一个大口子。
男医生不紧不慢消毒，接着准备打麻醉。我吓了一跳，问他清理伤口也要打麻醉？
他要缝针，必须麻醉。你不用！男医生轻轻答道。
我屏气凝神，注视着他手中的针筒，那透明的液体随着时间的流逝，正一点一点的消失……
回家前在医院门口打车，我又遇见那两个女孩，她们排在我前面等车，保持着相互搀扶姿势。夜风吹拂，四周弥散着清冷的空气，女孩那黑色衣服的下摆，在风中凌乱地摆动，一种无法言说的萧瑟和落寞，向我站立的方向漫溢而来。
凌晨3点，夜空中星光稀薄，马路两旁树影幢幢，风一吹过，便沙沙作响，远远地，能听见车轮碾压路面声音。
可以回家了，我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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