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志还是载道？
我们知道，民国时期曾有多场轰轰烈烈的笔仗，其分歧点就在于文学是否要兼顾现实，是否要有政治性。这个话题，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梁启超和王国维就曾争论过。
其中梁启超主张“文以载道”，要用文学开启民智；而王国维则认为，诗言志，这里的志其实就是抒情，要依托文学的审美性来实现对生命悲剧的超越。民国时期的左派作家认可前者，而沈从文则认可后者。他对鲁迅“斗士形象”的批判，其实就来自两种文艺论的冲突。
而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则认为，中国文学始终是“言志”与“载道”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的起伏。他把新文学的源流上溯至明朝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认为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便是对“载道”思想的一种反抗。
相比来看，当时官方认可的八股文则是典型的“载道”作品，他们以形式为主，以发挥圣贤之道为内容。这一派后来形成了桐城派，其诸人不仅是文人，而且是道学家，因为“文即是道”，近于八股。因此，新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以志，即抒情为重心。
所以沈从文曾花了大量笔墨，探讨徐志摩、周作人以及鲁迅散文的抒情特色。在他看来，哪怕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固然有“斗士”的一面，也有“诗人”的一面。在他看来，“诗人”的鲁迅写小说写散文，比写杂文的“斗士”鲁迅更有价值。
有意思的是，老舍则针锋相对地说，鲁迅最大的成就就是杂文。这是因为鲁迅会怒，越怒文字就越好。鲁迅做出了一块玲珑的太湖石，却有着手榴弹的力量！显然，这个手榴弹的力量，就是“文以载道”承载的“道”，是对现实的揭露和抨击。
这就是文学之美，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好与坏。我们不能说“载道”的作品就都不好，也不能因为“言志”的作品超越现实、书写亘古不变的人性而大加鞭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相互争论也彼此击赏，既鼓励创新也善于学习模仿，或许这才是大师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吧。
好了，讲到这里，《30堂大师文学课》这本书的精读就结束了。“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希望我们以这些大师为向导，走近经典作品，领略细微之处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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