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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时，有一位历史老师，每到他的课，我们就翘首以盼，远远地看着他夹着书本，从邻班走过来，我们的脸上就浮上了笑。
他个子极高，又瘦，背有点驼，走路时就伸着脖子，活像一只大公鹅。我们就一起吟诵起来：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他就笑，露出长期吸劣质烟的一排黑牙齿，并不责怪我们。
铃一响，他就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一串漂亮的行书：意大利文艺复兴。
他不看书本，就开始天马行空，我们也不看书本，就坐在那里听他扯西扯东。
人文主义之父你们知道是谁吗？
对，就是“皮带拉开”！
他在黑板上写下“皮特拉克”，说：“这是人文主义之父，你们可千万不要记成‘人文主义他爹’！”
我们哄笑。
他又用手指在唇边摸了摸，仿佛那里长出了一串翘起的洋胡子，拖着长腔调：“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
我们就学着他的声音：
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
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
谁来回答一下世界三大能源是何方妖怪？
我们当然不会，因为还没学到。
他就哈哈大笑，仿佛把我们难倒了很得意：“为师来告诉你们，是煤、石油、天然气！下次我再问你们，你们可千万不要说成‘芝麻杆儿、苞谷花儿、红薯叶儿’！”
我们又哄笑，把“煤、石油、天然气”连带“芝麻杆儿、苞谷花儿、红薯叶儿”一齐记得倍儿清。
这都不算什么，最妙的是他能把很多历史知识变成顺口溜，再配上他那鬼斧神工的舞步，间或“动次打次”，简直就是一个被教育事业耽误的Rap高手啊！
临下课十分钟，他才把我们从他的“才艺表演”中唤醒：“该划重点了！”
我们就默契地翻开课本，跟着他划重点，划哪儿指哪儿，指哪儿划哪儿，书上的内容熟得就像自家的院子。
那一年，我们班级历史成绩次次全校第一。
二十多年过去了，他的“皮带拉开”、“红薯叶儿”一直牢牢地占据我的头脑，怎么都忘不了。
如果那些年有直播的话，他一定会比那个考研教父张雪峰还要红，可惜后来听说，他辞职了，到了南方。金鳞岂是池中物，这也是在我们意料中的事，只是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有多少名人大师，在课堂上也是极具幽默。
梁启超给清华大学学生讲课时，走上讲台，打开讲义，眼光先向下面一扫，然后是简短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接着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讲到紧要处，便成为表演，手舞足蹈，情不自禁。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悲伤处，竟痛哭流涕。
这样的讲课，出神入化，学生不仅学到知识，同时也是高级的艺术享受。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给学生上课时，有一次突然问学生：“5加5是多少？”学生以为校长所问必有奥妙，都不敢作答。好一会儿，才有一学生率直地说：“5加5等于10。”蔡笑着说：“对!对!”并鼓励说：“青年们切不要崇拜偶像!”
鲁迅一生时间观念强，进出教室都极为迅速，爱穿玄色衣服，一身的“黑”，上面的补丁犹如黑夜里的星星，常引起女生的哗笑，但先生一开始讲话，教室里很快就安静下来。讲课声音并不抑扬顿挫，也不慷慨激昂，而是侃侃而谈，幽默风趣，每一句话都充满感情和力量，使学生感到意味深长。
先生讲课绝不“霸道”，有时很“民主”，很随和。有一回讲到《红楼梦》，先生笑着问学生：“诸君喜欢林妹妹否？”一位学生大胆地站起反问道：“请问，先生喜欢否？”鲁迅答道：“我可不喜欢林妹妹。我嫌她爱哭哭啼啼，小心眼儿。”学生都会心地笑了。
梁思成在讲西方建筑史时，把雅典卫城中伊瑞克先神庙的女神柱廊上的女神雕像和我国古建筑中的力士雕像对比，分析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为了便于学生理解，他在讲台上像演员一样，自己做了一个悠闲自若、亭亭玉立的少女姿态，接着又做了一个骑马蹲档式、咬牙切齿举千钧的姿态，引得哄堂大笑。
有一次，他作古建筑维修方面的学术讲座。讲课一开始，他首先说：“我是‘无齿之徒’。”全场为之愕然，以为是“无耻之徒”。这时，梁思成缓缓接上说：“我的牙齿没有了，后来在美国装上这副假牙，因为上了年纪，所以不是纯白色的，略带点黄，因此看不出是假牙，这就叫做‘整旧如旧’。我们修理古建筑也要这样，不能焕然一新。”
好老师有很多种，可是那些能让我们在课堂上放生大笑的，应该是最受欢迎的一种吧？他们略带张扬的个性，充满磁性的嗓音，饱满如火的热情，简直秒杀一切段子手。
每次看到这样的老师，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傻笑。
能让学生在课堂上开怀大笑，是一个老师最高级的行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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