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一点点地长大，她看见了妈妈会裂嘴笑了，看不到妈妈，她眼光四处搜寻，如果还是没有找到，她会担心的哭起来。
地里的禾苗被割过了一茬又一茬，随着女儿渐渐长大，地里的粮食只能填饱肚子，几乎没有余钱用作其他开支。公公婆婆整天愁眉不展，村子里经常有谁谁在外赚到很多钱的消息传来，我们全家都动了心。
“建军和芬出去看看，我们老两口留在家带苗苗，种地。”婆婆在这个家里最有话语权。
“可是，苗苗这么小，她离不开我的。”一想到我要离开宝宝，心被撕裂似地疼痛。
“大柱家，志刚家都不是把小伢放家里，他们还都是男伢。也没看得那么金贵！”在婆婆眼里，男伢比女伢要更胜一筹。
“可是……！”
“我带苗苗没事的，你们要出去好好挣钱，等光景好起来，你们还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我还等着抱孙子呢？再说，现在年轻人哪个不出去，会在家里守着一点薄田，能有什么盼头！”
这仿佛是最好的安排，女儿还小，一定不会如我这般的不舍。
晚上，寒光照进屋子，夜凉如水。女儿已经睡着了，她在梦靥里咧嘴微笑，那么恬静安详，好像妈妈不会离开她似的。
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过个年初八，女儿还在睡梦里，我和建军手里攥着火车票，奔赴南方，去那个未知又陌生的城市。
我们先从县城坐大巴去省城，再从省城坐火车去深圳。这一天，都是坐在车上浑浑噩噩的度过的，到达深圳，已是次日凌晨。深圳的气温高好多，虽然我们听了志刚的话，没穿棉袄和毛裤，但到了深圳，只穿秋衣秋裤的我们仍感燥热不己。车上不方便脱衣服，我们在从深圳去龙岗的大巴上，感觉自己像两个异类的大火球，浑身喷火，只等降温。
我们到龙岗，进了志刚工作的电子厂。人事部的小姑娘分别把我和志刚安排进了不同的八人间宿舍，房间里只剩下一个上铺，上面堆满了其他工友的搪瓷碗，行李箱，包包，镜子等物件。
我把这些东西清理到大家共用的桌子上，铺上了从家里带来的一张薄棉絮和床单。赶紧脱下了秋衣秋裤，换上了T恤，世界顿时清凉了许多。
忙完了这些，我出去找建军，刚下楼，我看见建军蹲在厂门口边的角落里，我知道他在等我，我们心照不宣。
因为没钱，那些梳子，口杯，镜子等东西，我们都背来了，只有搪瓷碗需要去买。
门口就是一个小超市，超市的老板是个黑黑的粗壮妇女，她背着一个娃，屋子里还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娃，他们说着我听不懂的客家话，黑瘦黑瘦，细脚伶仃的样子。我们告诉她要买碗。
“在那！”她说着弊脚的广式普通话，面无表情地指指前面的货架上。
付款，拿货，我们走出了店子，
这是一条不宽的马路，马路两旁全是大大小小的工厂，铁门紧闭，门口的保安昏昏欲睡，偶尔一个漂亮的小姑娘走过，那些保安立马来了精神，吹着轻浮的口哨，继而嘻皮笑脸地看着小姑娘瞪眼。工厂名字通常是两个大大的铁字，立在厂房的顶楼。
我们进的电子厂叫智通，两个大大的红色汉字立在顶楼上，老板是香港人，至于老板长啥样，我们这些底层的流水线工人，从来没有见到过尊颜。
我和建军虽然都在同一工厂上班，宿舍也分别在三楼和四楼，但我们像被银河隔开的牛朗织女，只有在每天八点半下班后，牵着手在厂门口的马路上溜一圈，再分开，各自回宿舍。
更要命的时，当建军转成了夜班，而我是白班，我们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我己经一个多月没看见建军了，虽然我们在同一工厂。
当建军夜班转白班的那天，我们终于见上了一面。那天晚上他不用上班，我和他牵着走了很远的路，在一个黑暗的小角落，他抱紧了我，吻住了我，我感觉到他粗重呼吸，仿佛要把我嵌进他的身体里。
“芬，等发了工资，我们在外租房吧！志刚他夫妻俩也在外面租房子了。”
我们来这里已经一个多月了，但工厂要押我们一个半月的工资，也就是说我们要上两个多月才能拿到工资了。
那个夜晚是我们来深圳之后最美好的夜晚，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释放着浓浓的爱意，像初恋情人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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