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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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早期定型的文字——甲骨文

据考证甲骨文是目前最古老、最早期的比较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写或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因为那时人们用被灼烫过的甲骨上的纹络来判断事物的吉凶。占卜完毕，就将占卜的时间、人名、所问事情、占卜结果，以及事后验证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甲骨文。骨文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刀刻的甲骨文字有的填满朱砂，其字体与今不同，因此难以辨认。现已发现的甲骨文字有四五千个。经过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分析、判断，能够辨认的已近两千。这些甲骨文字，多为从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许多字的笔画繁复，近似于图画，而且异体字较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贰

成熟的大篆体——金文

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毛公鼎有497个字，记事涉及面很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金文早在汉代就已不断出土，被学者所研究。金文是研究西周、春秋、战国文字的主要资料，也是研究先秦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叁

第一种官方统一的字体——小篆

小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前221年），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了统一文字的汉字书写形式。中国文字发展到小篆阶段，逐渐开始定型（轮廓、笔划、结构定型），象形意味消弱，使文字更加符号化，减少了书写和认读方面的混淆和困难，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规范文字的产物。秦王朝使用经过整理的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不但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行的现象，也使古文字体异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角色。《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峄山碑》都是小篆的代表作。

肆

隶书

相传秦时程邈得罪了秦始皇，在云阳被囚禁了十年之久，在狱中作隶书。后始皇认为这种书体很好，就赦免他出狱，任为御史。这一书体主要特点是把篆书的圆转变为方折，整体上结构省减。晋卫恒《四体书势》说:“隶书者，篆之捷也。”是在篆书的基础上为了实用，便于书写的目的而改进的。隶书又称“佐隶”、“徒隶”、“隶字”、“隶文”、“佐书”、“今文”、“史书”等，还有“八分”、“散隶”、“汉隶”、“古隶”之称谓。主要代表作品有东汉《礼器碑》、《华山碑)、《乙瑛碑》、《孔宙碑》、《石门颂》等。

伍

草书

汉字书体的一种。一般认为创于汉初，“汉兴有草书”(汉许慎《说文解字・叙》)。后汉魏期间，史游作急就章，世称“章草”，又称“独草”，因其各字不相连属得名。当时杜度就以章草而出名。后来发展为各字相连的“今草”，没有了章草的波磔，笔意连绵，也称“连绵草”。张芝为此体的代表书家。到了唐代，张旭、怀素在今草的基础上，用笔更加放纵，章法更加随意，世称“狂草”，是草书中最自由随意的一种。

陆

楷书

汉字主要书体之一，于汉末产生。《宣和书谱・正书叙论》上称:“在汉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是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于是西汉之末，隶书篆字石刻间杂以正体，降及三国钟繇者，乃有《贺克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晋王羲之作《乐毅论》、《黄庭经》，一出于世，遂为今昔不赀之宝。”钟繇、王羲之创制其法，故历代推钟繇、王羲之为真书之祖。在六朝发展，于唐代达到鼎盛。代表作有钟繇《贺克捷表》、王羲之《乐毅论》和《黄庭经》、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等。历代均有佳作。

柒

行书

行书又称行押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书体形式，分行草、行楷。清宋曹说:“所谓行者即真之少纵略…如云行水流，波纤间出，非真非草，离方遁圆，乃楷隶之捷也。” 唐张怀瓘定义为:“不真不草，是日行书。”秦末汉初产生，盛行于魏晋南北朝。其中“二王”行书可谓登峰造极。基本特征“务从简易，相间流行”， 且“情驰神纵，超逸优游”(张怀瓘《书断》语)。行书又分两种，清刘熙载在《艺概.书概》认为有“真行”、“草行”之分，“真行迈真而纵于真，草行近草而敛于草。”也就是说“真行”与真书相近，但又要比真书放纵，“草行”与草书相近，但又比草书收敛。代表作有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天下第一行书)、 《快雪时睛帖》、《姨母帖》，王殉《伯远帖》等等。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及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都有行书佳作，且风格各异，个性鲜明。明代董其昌喜用淡墨，其行书尤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