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想史:儿童观的发展

西方思想史:儿童观的发展

英国教育学家大卫·帕金翰在《童年之死》一书中指出：“童年的观念本身是一个社会的、历史性的建构。”它不纯粹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和范畴。受到不同政治、文化、科学发展水平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儿童被用不同的方式看待，社会主流的儿童观是不同的。

文艺复兴之前，在西方，儿童一直被“忽视”，其存在的价值和权利未被承认，儿童没有独立的人格，是成人的附庸。有个谚语说古希腊人对天底下的一切事物都有对应的词汇，但这个谚语并不适应于“儿童”这个概念。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铜表法》的第4条“父权法”中规定：子女乃父母的私有财产，父亲对子女（包括除婚姻外的成年儿女）有生杀予夺之权。

在欧洲中世纪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里，基督教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儿童是带着“原罪”来到世上的人，教育儿童就是帮助儿童赎罪。在中世纪的教会学校中，儿童被当作成人对待，学校规定了非常刻板的学习作息。儿童被抑制了嬉笑欢闹、游戏娱乐的愿望。如果违反了学校的规定，就要受到惩罚甚至体罚。基督徒们常常引用《旧约》来为体罚辩护：“不肯使用棍杖的人，实是恨自己的儿子；真爱儿子的人，必时加以惩罚。”法国历史学家菲力普·阿里叶在《童年的世纪》一书中指出，中世纪的西方社会完全不知道何谓“童年”，没有“婴孩的情怀”，也无法意识到童年有足以将儿童与成人、甚至青年人区隔开来的特殊性质。

菲力普·阿里叶认为，在中世纪社会中，儿童观念并不存在，直到十六世纪才被“发明”。十三世纪末，文艺复兴运动这场思想文化运动从意大利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十六世纪在欧洲盛行，其影响遍及政治、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知识探索的各个方面。文艺复兴对封建主义和神权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人的主体地位。在这一社会变革的基础上，人们开始反思中世纪认为童年是除了死亡以外，人生中最堕落最悲惨的阶段的看法，开始有了儿童意识。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文主义者提倡儿童身心和谐发展，重视儿童个性的发展，把儿童看作发展中的人，尊重儿童的人格，并极力反对摧残和压抑儿童身心，这些思想成为了近代儿童观的滥觞。

人文主义思想家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明确指出，对待儿童，首先应该有爱。他反对在教育教学中虐待儿童，“用恐怖的手段来使他弃恶，乃是一种奴性的作法。……用教育手段把本来是自由的儿童奴隶化，是何等的荒谬！”他奉劝教师要研究儿童，不要认为儿童的兴趣与成人一样，不要要求儿童和大人行为举止一样。他说，学生还是一个孩子，而我们每个人自己也曾是一个孩子。

千百年来，儿童一直被认为是不足的、有错的，需要教导和更正。随着对儿童意识的深入探讨，一批教育家、思想家开始倡导以人性为核心的新儿童观。他们从人性人道出发，呼吁尊重和解放儿童，让儿童占有主角地位，按儿童主体的本性来促进他们的自由发展。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认为，儿童的天性就像一块白板，有巨大的可塑性。他指出，儿童有适合他们年龄的自由和自主，不要用不必要的约束去限制他们，不能阻碍孩子的特点，不能反对他们游戏，他们享有一切自由。他认为，儿童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

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让—雅克·卢梭“发现”了儿童：儿童首先作为“人”而具有人的根本特性。他说：“要尊重儿童，不要急于对他作出或好或坏的评判。”他呼吁人们应当顺应儿童的本性，尊重儿童期。他认为，儿童有自己的看法、想法和感情，他们是真正意义的人。卢梭否定了儿童期仅仅是为将来的成人生活做准备这一观念，指出儿童也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一观点在儿童观演变史以及儿童教育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卢梭推动了后人对儿童的关注，儿童的纯真和自然获得了讴歌和赞美。儿童从此开始被认真注视，在“阴暗原罪”和“纯白无知”的两极中逐渐被赋予较为真实的陈述。1900年，瑞典教育家爱伦·凯预言：“二十世纪将是儿童的世纪。”从此，尊重儿童、了解儿童的呼声越来越盛，儿童成为全人类共同瞩目的焦点之一。西方的儿童观从肯定儿童独立存在的意义，开始向研究儿童心理、揭示与关注儿童成长方面纵深发展。

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的儿童观的重要内容是“儿童中心论”。他批评旧教育的弊病在于“学校的重心在儿童之外，在教师、教科书中，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和行动之中”，他指出，教育应该引导人的天性正常生长，要尊重儿童的主人地位，深入了解他们，教育时采取的方法、措施都要围绕着儿童为中心。

蒙台梭利是意大利著名的幼儿教育学家，她认为儿童是被压迫和误解的对象。她强调儿童存在内在的、潜在的力量，她指出，人的心理具有创造性的功能，儿童的这种活跃而有力的创造性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但是，几千年来，人们不承认儿童内心世界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因而常常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们，压制儿童的本性，使儿童成为被成人经常控制的奴隶。蒙台梭利呼吁“发现儿童”、“解放儿童”，让每个儿童的潜能都能够得到自然、和谐的发展，从而表现出更好的个性。

瑞士发生认识论创始人、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被誉为心理学史上弗洛伊德以外的一位“巨人”，主要研究儿童认知的发展和结构，他的儿童观蕴含在对儿童认知研究的理论中。他强调，儿童不是小成人，儿童的智慧也完全不是成人的小智慧。儿童是有创造力的,儿童智力的发展就表现在理解和创造上。同时，儿童是主动的建构者，他们的认知发展是通过认知结构的不断建构和转换而实现的，具有阶段性,每一阶段的形成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儿童观念的变更适应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发展的需要，将儿童作为独立的个体深入研讨，重新发现儿童存在的意义、反思教育的方式、适应儿童心理发展、探讨儿童成长过程等，在彻底根除神权、父权等陈旧腐朽的儿童观方面起到了划时代的革命作用。

二十世纪后期，后现代派解构风潮席卷学术界。在儿童研究领域，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惊呼：童年消逝了！通过对比这个阶段与之前时代不同社会结构对儿童这一概念的理解，波兹曼发现儿童区别于成人的显著特点正逐渐模糊，建立于儿童年龄与独特个性的基础上的儿童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儿童变得越来越不像我们认为应该的那样，他们在心理和生理方面飞速成长，本来仍然处于童年期的他们与成人间的分别却很快消失。英国教育学家大卫·帕金翰也因此宣告：童年已死！我们过去所熟悉和了解的儿童观念正在消亡，儿童“早熟”、成人化，在二十世纪末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现象。

儿童观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总是处于不断的研究和定义中。今天，我们正面临着对儿童观进行反思与如何重构童年的问题，以使儿童与成人彼此分隔开来，维持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界限，使儿童自然的本性能正常地发展，让童年归于纯真。

作者介绍：李娟娟，《智力》杂志社总编辑，资深新闻工作者；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西方思想史:儿童观的发展

以上李娟娟的文章虽短，但应该可以对我们当下的中国教育的现状的认知有所启发。 正如杜威所言：哲学是教育的指导原理，教育是哲学的实验室。今天是教师节，希望中国的教育的思想大环境与实践小环境，向着先进的趋势发展！以下是我昨天写的一段话：

台湾的林玉体教授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九州出版社)引用了杜威的话：“哲学是教育的指导原理，教育是哲学的实验室”(上书自序 )，细细思量，似乎真的是这么ー回事：哲学思想决定了教育的思想、内容、方法，并且整体上形成了某种哲学思维下的教育模式，西方人有西方人的哲学思维模式，就有西方人的教育模式；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模式，就有中国人的教育模式。

书中谈到古希腊时期，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说，医学学习就类似植物生长一般，我们天然的能力就是土壤，教师的观念就是种子，从小开始的学习就好比种子在准备好的土壤里一般，教学地点就像能带给种子营养料的环境，勤勉如同努力耕耘土壤。时间強化这些工作，使之滋长达到完美境界。”（同上书 12页）

而苏格拉底认为：学生就是“产妇”，教室就是“产房”，老师就是“助产士”，观念就是“婴儿”。（同上书 19页）

他们两位都重视学习者个人自身内在的“生长”和“认知”的力量，而挖掘、发展学生的内在的心理能力和认知思维能力，正是西方教育的主流，而这很大程度决定于西方重视个体自由发展的主流的哲学思想。

而中国的教育功利化，受制于政治环境条件、社会环境条件、生活环境条件，学生很少有主动性(选择和学习)，很大程度决定于中国的个体自由发展的哲学思想的匮乏或失位。

西方思想史:儿童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