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难怪，关公与秦琼，这两位素昧平生的猛将，至今仍未分出胜负。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们二人一在隋唐一在汉，当然打不起来喽。如果，硬要掰扯掰扯的话，就只好开始一场不靠谱的九不搭八的对抗啦。
很明显，两位英雄在时间轴上没有交集。不过，假设来个时空穿越，给二位老先生约一场架，那么，能比出胜负吗？估计够呛！然而，不分胜负不要紧，可以预见到那些亢奋的粉丝，一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嗨到不能自持啦。其实不用这么麻烦，在英国，曾经面对面硬杠的辉格党与托利党的战况，迄今也还是一笔糊涂账呢。
涉猎英国历史，辉格党和托利党是两个绕不开的坎儿。300多年以来，两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以议会为舞台，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大戏。简而言之，两党的创立，源自于约克公爵詹姆斯二世的王位继承问题。
詹姆斯二世是天主教徒，拒绝皈依与传统天主教相抗衡的英国国教（基督教新教的一种），这一举动引发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激烈对抗。当时，辉格（Whig）是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蔑称；同样，托利（Tory）是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的嘲讽。一来二去，就形成了严重对立的自号托利党与辉格党的两大阵营。按照简单但不确切的说法，托利党是所谓保守的保皇派，辉格党是所谓激进的自由派。久而久之，托利党演变为保守党，辉格党演变为自由党，而现代英国的基本政治格局就是由此逐步形成的。
1688年，光荣革命爆发，詹姆斯二世被褫夺王位。信奉新教的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二世和女婿威廉三世，从荷兰启程，登陆英格兰，最终戴上了王冠。从那时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辉格党把持英国议会。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历史事件，鉴于当时的英国是世界霸主，随着辉格党的得势，以基督教新教信仰为基础的自由主义风靡西方世界；并且，随着信奉新教式自由主义（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强势崛起，辉格一派更是势如破竹，其影响力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200年的社会实践，以美、英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社会主流价值观越来越辉格，顺理成章地，辉格知识分子也占据了领导地位，拥有了无可争议的话语权。比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年—1902年），是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和英国理论政治家。他是19世纪英国知识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历史观带着深深的辉格的烙印。他认为，历史进程是线性发展的，一路走向进步（他眼中的进步）。他将过往与今天做比较，在纷繁中抽离出主要线索，联结成链，再加以道德判断，并以审判官的口吻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出他以为的最终评判。阿克顿勋爵相信，他给出的定义是毋容置疑的，就像那些拖历史后腿的天主教徒与促进历史进步的新教徒一样清晰可辨。他的最广为流传的名言就是：（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一定导致腐败。难怪，后人将其著述讥为“阿克顿通谕”。
可是，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人们对辉格史观的迷信。因为，与辉格的普遍预期相反，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始料未及的矛盾和危机。人们发现，历史进程是复杂的、多样化的、非线性的。也许，不能根据现有的、有限的甚至偏颇的经验，预设前提进行准确的推理；尤其是，无法进行简单直接的道德评判。
1931年，剑桥大学教授，20世纪“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爵士（Sir Herbert Butterfield 1900年-1979年）以《历史的辉格解释》一文向阿克顿勋爵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从此，在“如何才能正确认识历史”的旗帜之下，贯穿之前2-300年的辉格史观的一家独霸的情形被打破了。
历史是什么？阿克顿勋爵坚信有所谓终极的历史。究其本质，以自己眼中的“当下”做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已被自己大大简化的“过去”，是辉格式历史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能否找出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呢？“在每一个特定时刻，都是由整个情境决定着下一时刻发生的全部事件。要想理解这个行为，就要复原这个行为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将其置于一个关系网之中，换言之，将其置于其历史语境之中。”因为，“理解过去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容易。” “不应该把现代世界视为光明之子战胜黑暗之子的结果，（而应该将其）视为各种意志之间冲突的结果。”
比如，在这个意义上，义和团不仅仅是所谓“愚昧的民众”的符号；清政府也不仅仅是“腐朽没落”的代表。林林总总的、作用或大或小的社会因子，与入侵的英法等帝国主义分子一道，共同塑造（不管主动还是被动）了中国近代史的面貌。实际上，参与历史的各方，均无法事先预测相互博弈之后的结果。再比如，只有深入过去，才可以感受到随之而来的20世纪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民化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意义。所以，那些之前的简单化的标签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准确的，是辉格历史学家强加上去的，是对历史事实的扭曲，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自欺欺人的把戏。
我们应该努力理解过去的历史，发现它们与今天世界的不同，从而修正前人在认识过程中的错误共识，并更新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而不是刻意寻找历史与现在的相同之处，然后用藏在脑海中的、自己建构的一个逻辑的链条来串联和解释过去，预设立场，非黑即白。后者是最为荒谬的历史解读方法之一，也是现今很多人屡试不爽的、颇具迷惑性的方法。
“因为我们越是高谈阔论，而不是深究细问，我们就越会用论断代替研究。如果我们没有严厉地压制我们最初的谬误，那么我们的历史就会变得越来越“辉格”。诚然，事实上，只要变得更概略，所有的历史必然会成比例地变得更加辉格。此外，不能说偏见所造成的错误可以用相反的偏见写成的著作来平衡；因为仅仅把控方的说法和辩方的说法放在一起，我们并不能得到真实的历史。”
“一个人从历史中得到什么，往往只取决他事先抱着什么心态，”例如，某国内知名“学者”（就不提名字了）一贯悲观，认为中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希望。其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1978年的GDP总量仅为3679亿元人民币，才占世界GDP总量的1.8%。
4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2018年的GDP总量为90.03万亿元人民币，占世界GDP总量的16.6%。而此时，还是那位“学者”却说，单纯的GDP指标说明不了什么，精神文明水平的高低才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具有美好未来的重要因素。可见，预设立场貌似自恰却是危险的，特别是在历史的辉格解释失效的时候，那些不一视同仁的双标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其谬误在于，他忘记了这种所谓的“因果关系”，只是他自己把一种特定的形式强加于整个历史情节之上，从而产生了一个他自以为是的、代表整个历史必然走向的、美妙或者破落的图景。
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揭示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是如何的跌宕起伏，其间的曲折反复又是如何的波谲云诡。过往的历史无法假设，一切假设都是自己现时心态的反映。比如，一些“果粉”常常问：如果老蒋没有被赶出大陆，中国会怎样呢？实话说，此类假设没有任何意义，其实就是耍流氓。因为，对过往的历史作出一个相反的假定的同时，需要以无数的历史上的先决条件的改变为基础来配合之，否则，历史就真成为一个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啦。非黑即白与混淆黑白，是两个极端，也许，只有慎重持中才不会被打脸。
如何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至少，过度情绪化不是好办法。“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倪某，近日发表了“民族复兴的**梦算什么？发梦而已啦”的“高论”，此举博得了一众拥趸的喝彩。可惜，他本人是小说家出身，一旦预设立场，竟然可以导致如此的文字解读。不过，泄愤是于事无补的。其实，不管是谁，都无法抗拒历史的潮流。如果，在历史进程中，我们仅仅是想要寻找那些已然存在于今日的事物（用来印证自己价值观的正确）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历史研究结论都会最终把我们送回到我们的起点，来认可我们原来就有的关于我们时代的观念。可是不要忘记，历史是前进中的变化着的历史。
固然，不能对历史“极度热情”，但是，也绝不是说只能“冷冰冰”。历史是有温度的。早在唐代，史学家刘知几(661年-721年)就提出了“史家三长”的观点。所谓“史家三长”，包括史才、史学和史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1738年-1801年)在此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史德”。可见，只有德才兼备，其人以及其观点才经得起漫长历史的考验 ，如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就是如此。
“所有的历史永远都需要更多的历史来修正。”“人类思想的深层转变并不是通过逻辑论争来完成的，这世界上的一系列运动也并不是由一个全能的意志推动的。一个新观念的实现，必须经过悄悄地化解各种成见，经过新的社会条件引发新的偏爱，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继承传统过程中的各种遗忘，经过人们不知不觉偏向新视角的删略过程。”近年以来，对于中国逐步崛起之下的世界格局，历史的辉格解释的局限性越发凸显。那么，人们的历史观能够借此迎来一次新的飞跃吗？
时至今日，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如果还是关公战秦琼，一味地各说各话、隔空叫板，恐怕就有点搪塞不下去了。不妨换一个思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毋庸讳言，未来的中国，道路阻且长。也许，只有待到百年之后，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才能参透其中的端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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