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感

最近在读吕叔湘先生的《唐朝大历史》，颇有感触。细想来有三：

一个是正史之外别有洞天。作者撰写这本书主要参考的也是正史，即官方修史，不过分析讲述中并不照单全收，对疑似饰非文过之处，不避讳自己的观点，大胆质疑。例如，作者对李渊、李世民父子评价不高，认为均属中平材质，在治国理政、军事谋略方面甚至不及南北朝一些昙花一现、志大命薄的中兴之主。而对于宣武门事变，作者认为尽管李建成和李世早已势成水火，但正史中记载李建成企图谋害李世民的种种事例均属莫须有栽赃陷害、根本经不起仔细推敲；而李渊在储君问题上举棋不定、和稀泥更是加剧兄弟阋墙、大臣离心，于是朋党纷争、朝局动荡终酿成千古悲剧。此外，作者认为尽管武则天一生睚眦必报、残酷杀戮不假，但没有充分史料表明其真的对亲生儿子下毒手；而武则天之所以能改元称帝、以一女人之微躯龙登大宝，除了自身心机、才智，夺嫡之争致使朋党倾轧株连甚广人人自危朝局不稳外，李氏子孙荒淫无度太不成器也难辞其咎，这也是李唐盛极一时、须臾衰败的重要原因。此外，徐敬业举旗造反充足理由也值得商榷，因为据说起义军主要首脑均为遭贬官远谪的政治失意人，属于欲争权力而不得的落魄者；其之所以失败，正是在于缺乏百姓的支持。

二是程朱理学似乎功不抵过。之前上历史课时，我就有一个重大疑问，武则天何以能在李唐王朝上升阶段顺利抢班夺权成功呢，当时朝内大臣并没有展现出多少像明朝方孝孺那种可歌可泣的愚忠思想，似乎风水轮流转、日子照样过，很是心安理得。其实，仔细想来，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在明清两代登峰造极的中国皇权政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远未深入人心，隋唐王朝的骨子里流淌着桀骜不驯的自由扩张的血液，政治思想上钳制较轻也成就了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盛世。而此后，五代十国分立之后的大一统并没有重复之前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则繁盛更迈前代的规律，特别是宋元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内敛到羞涩地步的奇怪时代，可以说程朱理学在促成此种转变中的作用“功不可没”。当然，程朱思想对于维护大一统下王朝秩序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是历史脸谱化可以休矣。当下有关中国前途何处去的争论交锋无非左中右云云，告别文革的我们依旧习惯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脸谱化历史思维。中国历史有奸臣录，也有忠臣录，中国近代有蒋匪和共匪，就抗日一段历史而言，过去一味否定国军抗战功绩，今天又有人鼓噪共军游而不击坐山观虎。与此同时，拨开历史云雾，一些独立学者已开始尝试还原历史本貌，抛弃脸谱化的极端思维，从人的角度分辨彼所以为“忠”、彼所以为“奸”的背后隐藏的历史玄机，结论与正统观点也许不同，虽未必完全正确，但毕竟打开了历史百慕大一扇窗，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全新视角和解读。近代中国一向有悲情和怨气，所以我们喜欢尽情讴歌汉武攻伐的盛况、隋唐盛世的繁华、康乾落霞的灿烂，却很少追究造成所谓盛世“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的背后原因；即使少数人有心思考，也免不了由于缺乏包容异质思维的胸怀，从而陷入无穷无尽的主义和路径之争。其实，许多历史看似偶然的选择，并非是某种主义和理论的伟大胜利，而是顺应历史前进方向的各方妥协博弈的结果，而这对于后来人来讲似乎是很难理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