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寒衣节。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就是我们这里的人给自己去世的祖先送寒衣的日子。
记得小时候每到这时节，奶奶就会买红白蓝黑各色的纸，剪成衣服的样子，白色的纸做里子，别的颜色做面子，中间絮上薄薄的棉花，给他的父母做寒衣。
奶奶的手很巧，也会捎带着帮妈妈给外公做几件。后来奶奶去世了，妈妈就发愁，因为她不会做。好在如今什么都有卖的，这才解决了妈妈一个大问题。
自从哥哥不能回家，每年这个时候。我都要抽空回来陪爸爸去烧纸。本来按老规矩，一般都是父亲带着儿子孙子去给爷爷奶奶烧纸，可是每想到爸爸一个人孤单地走在去上坟的路上，我就好心疼。女儿什么都可以代替儿子，唯独关于“传宗接代”这件事无法替代。
村子里的老坟地已经划入了一片租赁给别人做苗圃的土地，人家用铁丝网把地圈了起来。爸爸有先见之明，给口袋里装了把钳子，到了后剪开铁丝网我们才钻了进去。那片坟地早已是半人高的荒草，去年来还勉强能进去走到坟前，今年草已经长得找不到坟头了。只能靠着大概的印象找了块地方烧了纸，我们直等到火星完全灭掉才离开。
爸爸一共有弟兄5个，他排行老三。大伯和四叔五叔都已早逝，二伯前几年也去世了。大伯、二伯和四叔尚有子嗣，五叔没有成过家。
听妈妈讲，大伯是在四清运动的时候出的事，他那时在厂里干财务，好像是被查出了一点问题，也许是经不起压力，夜里自刎身亡在食堂的水池边。被人发现时，整池水都被染红了。
难以想象，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心里当时该是怎样的恐惧和绝望啊！
每次来给大伯烧纸，父亲就有些伤心。一边烧纸一边念叨：哥呀，你养了三个白眼狼，你当初那么心疼娃，现在却没有一个来给你烧纸。
为了不让父亲太伤心，我就故意问：大伯去世时孩子们有多大？父亲说：最大的也就四五岁吧。我宽慰父亲：那这几个孩子应该是对自己的父亲没有什么印象吧？大伯的去世应该是给他们孤儿寡母的生活留下了很大困难，所以大伯母会心有怨恨，就从小灌输给了孩子们，所以不必太伤心了。
走在路上，我把贾平凹说过的一段话讲给爸爸听：“传宗接代那个意义对现代人来讲已经淡漠了。比如说，问你爷爷是谁、叫啥，一般人都不知道他爷爷叫啥，更不知道他爷爷那个父亲叫啥，你连你爷爷的名字都不知道，你怎么给他传宗接代？所以说传宗接代对他爷爷或者对他父亲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事情。现在，一般人都是为了自己活着，要一个孩子还是想为自己带来笑声、欢乐、玩耍，解脱些个苦闷，但是孩子长大以后，就开始为孩子奔波。现在好多父母都是为了孩子最后能有出息，瞎耗功夫。”
爸爸听完，有些释然了：说得也对，人死了啥也不知道了，这些形式也就是活人给自己个安慰而已。
五叔的故事有些传奇色彩，妈妈说，她结婚时五叔才十六七岁，很爱美，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很不喜欢穿补丁衣服。五叔的枕头下还藏着一个小本子，上面画着两个小人儿，一个是光头，穿着破褂子，下面写着：现在的我；另一个是三七开的分头，穿着白衬衣，下面写着：以后的我。
还有一张写着：“我要做一个很长很长的撑杆跳，撑一下就跳到西安城里，逛够了，再撑一下又跳回南山根儿”。看来这五叔还很有些奇思妙想的。
后来五叔参加了红卫兵大串连，半年后回来已经瘦得失了形，他说是一路扒煤车，走了大半个中国。有天晚上一睁眼，看到面前有个披头散发的老婆子，吓得魂飞魄散，自那时起就病了。自回来后，五叔就病倒了，那时候也没钱给看，躺在柴房里日夜嚎叫，光要喝凉水。死的时候已经瘦成了一把干柴。
有些事不由得人不信：四叔是在下班后，大白天从工厂的五楼坠落身亡的，那时我已经上五年级了。之后不久，有天中午，我的额头左侧疼得象要炸开，我疼得哭闹着在炕上打滚儿。妈妈束手无策，叫来了奶奶，奶奶卷了几张黄表纸点着，绕我头顶转了几圈，口中念念有词，我就慢慢睡着了。醒来后啥事儿也没有了。后来听堂姐说：四叔出事后她和大人们一起去看了，致命伤就在前额左侧。
今天陪爸爸去烧纸，一路上走的是麦田、树林和荒草滩，好几次差点儿歪了脚。爸爸年纪也大了，来年可不能再来了，在家门口烧意思一下就行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愿逝者安息，愿生者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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