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众多童星里，张子枫算是发展比较好的一位。不仅凭借《你好，之华》提名过金马奖，还通过《快把我哥带走》获得市场肯定，在2018年拿下近四亿人民币票房，其演技和票房被业内和观众双双认可。作为清明档的一号种子选手，《我的姐姐》一经上映，就引爆话题，围绕着二胎及抚养权的争议，将张子枫再次推到万众瞩目的位置。
作为一部有着明显诉求及社会意义的电影，《我的姐姐》继承了国内剧情片的诸多优点，除了讲好一个故事外，更是带给观众许多深层次的思考。
在题材选择上，本片紧贴时事，将镜头对准中国的姐姐们，用传统观念和现代思维的冲突，唤起普通观众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的哥哥们总是被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所谓“长兄如父”，无论社会地位，亦或社会认同度，都举足轻重、不可取代。然而，作为地位同等重要的姐姐，却往往极易被忽视，甚至许多付出和牺牲，均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更遑论有谁对这种精神歌功颂德、大加赞扬。
这种不平等，暴露出中国人骨子里长期存在的重男轻女思想。姐姐们降生到这个世界，仿佛就是为家庭做贡献，照顾弟妹、分担家务，长此以往，有时连她们自己都忘记了，她们本可以有更多选择，本可以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全新生活。
本片主角安然就是这样一位差点被父母遗忘的姐姐。
父亲为生二胎，让她伪装成残疾，借以骗过街道办事人员。安然不能正常的和小伙伴相处，连些许小小爱好，都不能在人前表露出来，生怕有人看破她的伪装。
为了让安然能够留在身边照顾全家，父亲甚至不经同意，就擅自修改她的高考自愿。理想轻易被掠夺，安然也和这个本该给她温暖和呵护的港湾渐行渐远。
安然的悲剧，体现的不仅是她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姐姐群体的悲剧，当家庭需要做出放弃时，她们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开始时的安然，偏激又有些自私，对父母的意外去世没有太多伤感，对亲戚的劝说更是大发雷霆，活脱脱一个叛逆少女，而随着故事推进，人物内心世界慢慢被揭开，观众才逐渐走进角色，理解并且同情她的遭遇和选择。这种先抑后扬的表现手法，就像打开一扇未知大门，让观众在探索时不断去发现新鲜东西，比之平铺直叙更有张力，也更容易让观众接受。
利用对比反差去增进故事的可看性，同样存在于安然和姑妈的矛盾冲突中。作为家中长女，姑妈在面对理想和现实相背时，采取和安然完全不同的态度，她安心接受命运对自己的安排，哪怕是放弃继续读书的机会，哪怕是身在俄罗斯都毫不犹豫赶回家中照顾弟弟的女儿。以今天眼光来看，这种做法未免过于迂腐，可却不应该被歧视，就像安然的选择，即使很多人、尤其长辈们无法理解，同样有其合理性。因为选择本身没有对错，它不过是个体在面对困难时呈现出来的差异，而电影也用几个镜头让观众看到，即使姑妈当年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但当回忆往事时，还是难免会有些惆怅。
安然代表的是新一代年轻人对牺牲和付出的态度。她之所以坚决要把弟弟送走，除了对父亲的怨恨、与弟弟缺乏感情基础，更重要的一点是，从姑妈的处境中，她清楚知道如果一旦由自己抚养弟弟长大的后果。对于刚从大学毕业出来、工作不久的她，面对读幼儿园的弟弟，需要付出的不仅是时间和精力，更有可能是永远都无法实现的理想，这才是最大的打击。
恰恰在这件事情上，所有人又都没有做错。弟弟没有错，他什么都不懂，连来到这个世界都不是自己做主选择的事情，姐姐也没有错，她已经牺牲太多，应该让她去过自己的生活。那么父母错了吗？其实他们做的何尝又不是千千万万中国父母正在做的事情，因为站的立场不同、身份不同，所以才会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就像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将所有人都困在其中，而挣脱不了的原因，正是中国几千年来建立起来的家庭秩序和道德标准。
这种对立在国内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的当下，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能引起类似身份人的共鸣，毕竟社会的资源匮乏，注定不平等情况将长期存在，而道德和理智的冲突，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化解。社会对安然开始种种做法的接受，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像电影中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拼一个儿子的孕妇，即使安然想方设法阻止，苦口婆心劝说，结果依然落得个里外不讨好。
对于一位这样倔强的姐姐，由张子枫来饰演最合适不过。子枫也用富有层次的表演，让观众看到角色的挣扎和温情，她可以对着所有人咆哮，却唯独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特别是与弟弟割舍不断的亲情。
结局看似皆大欢喜，其实不过是安然用自我的牺牲，成全了主流观众、或者说大部分长辈们的心意。与其说是向现实妥协、向亲情妥协，还不如说是向传统观念妥协，向审查体制妥协。理智上分析，如果最后姐姐毅然离开弟弟，去到北京继续攻读研究生，那么不仅她自己，亦或弟弟都可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可惜，这是在中国，不可能让抛弃亲生弟弟的事情赤裸裸发生在观众面前，这是电影的无奈，更是无数姐姐们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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