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比我们更早进入现代化，因此也更早面对家庭教育的转变。相应地，西方社会在这方面的研究也起步更早。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育儿著作，尤其是心理学的育儿著作涌入国内，迅速被各大育儿机构、老师、家长等奉为金科玉律。
其中大部分探讨人性或孩子本身特点的著作还是非常值得借鉴的，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孩子的特点和孩子成长的规律。但是，有关怎么做父母的内容就不一定适用，因为西方的历史传统、社会文化和家庭结构都和中国有巨大的差异，父母角色和操作会非常不一样，很多西方的理论在中国都不适用。
比如，在中国很火的育儿“经典”——《正面管教》一书强调父母要关注孩子的问题，要“和善而坚定”地处理问题，这一点很多妈妈就发现自己很难做到，尤其在面对做作业的孩子时。通常情况下，妈妈在回到家的前15分钟能做到，后面的火气就会越来越大，最后直接崩溃了；到了晚上，又反思自己没有做到“和善”“温和”，于是向孩子道歉或者和孩子分析之前的情况，承诺会和孩子一起努力，第二天会控制情绪，但实际上，第二天不会有改变。
于是，妈妈们觉得自己对情绪控制得不好，去学西方的心理学，可控制了几天又爆发了，循环往复。所以，教育学者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现在的妈妈常常很内疚，觉得是自己的修养不够，是自己个人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一问题背后是由不同的社会文化决定的。
首先，《正面管教》强调关注问题或换个角度看问题依据的是美国的文化背景。在西方的价值观体系里，指出他人的问题会被看作一件需要谨慎再谨慎的事情，因为这很可能冒犯他人，即使你怀着好意也没有权力干涉他人的不当行为，除非这一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
因此，美国面临的教育问题是孩子得到的鼓励太多了，有些父母甚至会觉得自己根本不知道孩子在学校里表现怎么样，因为老师都只说好话。而孩子也已经习惯了接受鼓励，所以，《正面管教》提倡要关注问题，换个角度看问题是有助于改变美国文化中泛滥的“鼓励”的，偶尔关注问题也比较有效果。
但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族，我们强调“一日三省吾身”，时时刻刻在找自己的问题和别人的问题。我们对表扬和鼓励是非常警惕的，就怕孩子“骄傲自满”“尾巴翘上天”。因此，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甚至社会上的陌生人都是勇于指出他人错误而吝于赞美鼓励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一直把问题作为关注点的文化中，如果你还强调“关注问题”，就意味着孩子一直处于被挑剔的处境中，从学校到家庭到社会中，一直在被挑错，他的压力是很大的。无论父母如何和善、温柔，只要是关注问题，孩子要么不以为然，要么就很不耐烦，根本不起作用。而对父母来说，自身也处在被挑剔、被指责的压力中，也有自己的焦虑，更难做到和善而坚定。因此既要关注问题，又要“和善而坚定”对中国父母来说太难了。
其次，美国的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强调个体权利的神圣，有相对较为清晰的个体权利边界，因此在确定问题的时候，也会比较注意边界问题，即使在亲子关系中，也会有权利概念，对孩子的干涉是有度的。但在中国文化中的“权利”概念和西方是不同的，尤其是在亲子关系中，是不太讨论权利概念的，亲子关系中没有非常清晰的个体权利边界。这就导致父母在关注孩子的问题时几乎是全方位的，很少反思这到底是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因此，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常常侵犯到孩子的个体权利而不自知，从而引起冲突。
再次，与美国文化不同的是，中国父母的牺牲精神特别强，我们经常牺牲自己的利益和乐趣去陪伴孩子。比如很多中国夫妻为了陪伴孩子而分床睡，但是大部分美国的父母是不愿意为孩子做这么大的牺牲的。中国父母的付出感要比西方父母更强，这种付出感对情绪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当孩子不如我们的意的时候，这种情绪的反弹会比较严重和直接。
最后，西方育儿教育中没有陪伴写作业这一项任务。陪伴写作业是全面挑战成人对儿童的了解程度和耐心的工作。父母总是不能理解一道题掰开来讲、打散了讲，为什么孩子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好不容易做对了这道题，换个主语孩子又不会了？因为不了解孩子成长的螺旋形轨迹，父母的焦虑和烦躁是很难避免的。而且陪伴写作业还非常枯燥无聊，即使很有爱的父母也会衡量自己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总不见成效，到底有什么意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和善而坚定”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美国大部分家庭的教育中是没有这一项内容的，因此，他们对此问题其实是没有经验的。
由于这些文化上的不同，中国的父母想要简单地通过控制情绪来“和善而坚定”地关注问题和解决问题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改变认知，意识到社会环境和家庭格局对孩子教育的影响，否则，父母就会处在情绪被压制然后爆发的循环中。
可见，仅仅“和善而坚定”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实操过程中都产生了巨大问题，更遑论其他。所以我们在参考西方的育儿理念时，必须注意其局限性。
如果没有注意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简单地按照西方育儿理论操作，还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比如，有些父母认为要给予孩子充分的自由，不要局限他的成长，让他去享受他的人生，快乐成长是最为重要的，因此，他们给了孩子无限自由、无限权利，让孩子随便吃饭、随便玩，家长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帮他收拾玩具，帮他清理东西……最后发现自己培养出一个“熊孩子”。
自由是有边界的，权利的背后是责任，我们在学习西方理论的时候，一方面要借鉴他们“先行一步”的经验，但同时也要注意文化不同导致的理论不适用，还要有文化自信。中国的育儿传统也有可取之处，本文在后面还会讨论西方育儿理论对中国合作育儿体系的破坏和隔代育儿的污名化，倡导重新思考两代合作育儿的可能性。
因此，中国父母在运用西方育儿理论，尤其是在阅读指导父母具体怎么做的文献时，一定要首先思考一下中国家庭文化的独特性和社会大环境，有思考、有选择地运用，而不是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即使在美国，对传统心理学的讨论和反思也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广泛出现，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这种反思和讨论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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