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必胜
（本文原刊于《人民日报》 2006-06-17 第08版 )
史蒂芬·霍金，这个有点残疾的英国老头，在遥远的东方，成为耀眼的明星，一如那些舞台上的歌手，在聚光灯下，他的英姿，他的智者风度，他的那个不苟言笑，却令人着迷的神态，让黄皮肤的学人智者、青年老年们一饱眼福，犹如进行了一次圣洁的学术洗礼。近日，他又三度来华。有人说，这个闷热的夏天，有了世界杯，也有霍金，就不一般。
霍金，一个平淡的老者，一个身体残疾的洋佬，他对时间和宇宙的解构，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陌生而熟悉的世界，以及生物自然形成的历史。前些年，湖南科技出版社的一本《时间简史》风靡一时，人们争说霍金，不仅因为这位英国教授把人们自爱因斯坦以来对时间的认知，开启了全新的视野，对这个有着物理学意义的命题，关涉到人人都知晓却又不明就里的命题，有了霍金式的理解，还在于他是一个残疾人，坐在轮椅上，行动不便，却对这个深奥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究和论述，尤其是他把深奥的哲学命题，作了形象生动的描绘，让科学走近普通人的生活，让科学充满诗意。无怪乎，这个霍金先生，让全球的出版者十分地看好，据说，他的《时间简史》，全球销量达２５００万册，创造了当今科学类图书的奇迹。他的另一本新书《果壳中的宇宙》也有中文版。他被黄头发黑眼睛的人们拥戴。难得的是，他漂洋过海，不远万里而来，同读者见面，答问。前年，又一场大病，他还再度来华。虽然不乏主办者的商业行为，但他是为科学而来，为文化而来，也为我们在浮躁的世界仍保持着虔诚阅读的可爱的读者而来。
一个已有十多年的瘫痪史，一个在轮椅上过生活的人，一个年届六十的人，完成了被称之为上世纪的经典性的科学著作。这些对我们来说，不可思议，他却做到了。我们对他的任何评价都不过分——科学家的霍金，劳动模范式的霍金，志向和毅力都胜过我们的霍金。
霍金的生平非常富有传奇性。他曾就读于剑桥和牛津，现在是剑桥大学的教授。这个职务曾为牛顿获取。他因卢伽雷病被禁锢在轮椅上达２０年之久。病魔的折磨，并没有使他退却，而他向着科学的尖端发起了冲锋。他的中国学生、《时间简史》的中译者描述他第一次见到霍金时的情景，令我们难忘：“门打开后，忽然脑后响起一种非常微弱的电器的声音，回头一看，只见一个骨瘦如柴的人斜躺在电动轮椅上，他自己驱动着开关。我尽量保持礼貌不显出过分吃惊，但是他对首次见到他的人对其残疾程度的吃惊早已习惯。他要用很大努力才能举起头来。在失声之前，只能用非常微弱的变形语言交谈，这种语言只有在陪他工作、生活几个月后才能通晓。他不能写字，看书必须依赖于一种能翻书页的机器，读文献时必须让人将每两页摊平在一张大办公桌上，然后，他驱动轮椅如蚕吃桑叶般地逐页阅读。”就是这个失声而翻看书页都很困难的人，却用他那个残弱之体向科学的圣殿迈进。他所能做的是脱开了人类的极限，以一种超常的意志和精神，完成了人类对自身的超越。
我是在电视上看到鲜花簇拥下那张安详的脸，侧向一边而不露声色，对于东方人表现出的热情和盛情，霍金已习惯。他是一个物理学的天才，一个智者中的精怪，一个学界的大腕。因为残疾所致，对人们给予的崇拜，他也许习以为常，也许一贯低调。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那双平淡的眼神，那张不苟言笑的脸。对于礼仪为先的国人也许不太习惯，鲜花和掌声，不是大师所热衷的，不是科学家的本意。对于霍金这样的科学大师级人物，我们还能要求他什么？他在助手和护理的扶助下，在舞台上聚光灯强光灯和镁光灯作用下，矜持地接受人们的欢呼和致意，但他那个总是侧向右面的头颅，近乎蜷缩在轮椅里的身子，让人透过热闹和浮华有一丝怜悯。
其实，我在翻看霍老先生的译著时，也看了一些专家和文艺界同行写的文字，老实说，除了对有些图表和一些人文化的论述感兴趣外，大多如看天书。也许是太愚顽，我也没有能坚持看完，也就不甚了了。但这并不影响对他的崇敬，并不说明霍金的曲高和寡，更不能说明霍氏理论的缺失。霍金并不是在做科普，霍金价值不是在于普及性。但却又是通过这极大的普及性而赢得了声誉。他在我们普通人眼中，是一个残疾人在做大学问，是可以超过人类自身的极限去完成匪夷所思的事业。这就是霍金。
我曾想，大家对他的尊敬、崇拜，关注他的生活起居，了解他的病情，但是，那颗智慧的大脑，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头颅，有没有人去做过研究，哪怕是计量和测算呢？据说，人的大脑有个恒定的重量标准，但也有例外，物理的重量能够说明一切吗？
是的，他那羸弱的残疾的身躯如何支撑了那颗硕大而沉实的头颅，是精神，是智慧，是一种超常的智力和上帝的恩赐，抑或是我们所没有发现的东西？
就身体的重量而言，霍金是轻量级的，那瘦弱残缺的身子，那病残的躯体；然而，他的大脑、头颅的重量，却不好用平常的方法计算，因此，我们才有了这个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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