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万历十五年》是因为人民的名义
初看这本书就被惊艳，惊艳在于一本历史著作可以做到有趣和严谨的共存。
很多历史书或像教科书般刻板，或拼来脑补的野史讲着充满作者个人脑补的形象听起来像市井之徒相传的八卦无聊至极。
我记得去听一个历史老师的讲座，他说历史在文科里最像理科思维的一门课程。它需要首先有一个角度新颖的论点，然后为支撑它找论据，最终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
万历十五年就是这样每个故事每个据说都有着援引（引用文献多达七百多，而这只是引用到的文献非执笔前全部参考资料的汇集），看起来像是写论文般的严谨科学。这本书也确实已给欧美学生作为教科书。
作者秉承着自己所说的大历史观，对所选取的每个人进行立体的论述，既不推崇英雄而摒弃缺点也不人云亦云片面的强调某个人的问题。从个人成长更多的是时局环境既指出了对个人的综合评判更是论证了明朝晚期的大环境——道德观太狭窄，在实际中多是在道德中寻求平衡使各方满意。
如在第四章活着的祖宗，对申时行的描述中：生当末世而身居首辅，他的困难带有时代性，其中情形特别，不是从组织上和技术上可以解决的。他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资遵循，他只能依靠道德习惯和人事的手腕来应付一切。
晚明没有清晰好使的明规则逼迫着朝臣甚至天子各自辟用自己的潜规则，如张居正对于戚继光非常手段的支持（也成为日后两人被他人抓住小辫子的罪证），其中不免有文臣武臣之间的平衡，也透露着晚明那么弱的原因；如万历皇帝想得不能得而带来的怠工不作为（想来在各种人事关系之间相互的拉扯平衡也是极为心累的）；如申时行作为首辅在皇帝和臣子之间的周旋平衡。
作者选取的每个人都是其论述版图中的一部分：皇帝万历皇帝对于时局的无奈，著名首辅张居正个人手段的独裁，张居正之后风格全然不同的首辅申时行体现着皇帝与众臣子间的博弈平衡，海瑞一个充满争议的官员体现着明晚期财政法律执政的问题；戚继光作为著名的抗倭名将体现着武臣与文臣之间的妥协周旋。李贽作为哲学家体现晚明思想上的矛盾挣扎。
李贽认为：“做官的目的本来就是名利。他的实诚在于能够坦白承认这一目的，而不打出去私欲，为国为民等等高尚的幌子。这就接触到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让每个人公开承认自己的私心，也就是自己的个人打算，以免口是心非而阴阳混淆？”（而这样的矛盾直至今日也是依然存在的）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晚期的明朝是不是很像现在的微博环境——道德代替法律，人们评判所有的事情都靠道德标准并且是自己的道德标准。
《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道德虽高于法律及技术，但是要提出作争论的根据时，则要在法律及技术之后提出。不能经常提出，也不能在细微末节内提出。
《万历十五年》的成功可能也得益于作者黄仁宇个人丰富的经历——参军国民党，美国入陆军参谋大学，认识很多左清明流，加入美国国籍（这有可能成为微博环境抨击的点），作者秉承大历史(macro-history)观点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叙事细致，但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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