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2008年。
应用学科必须既使一招社会的变化而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对学科的知识需求也会相应变化，学科本身当然必须变化，城市规划也不例外，这一门应用学科的存在意义是通过公共政策，运用公权力和各界合作，来应对、解决当代的城市问题，并防止、减少可预见的未来的城市问题，最终目的是保护长期的公共利益，一部城市的规划史就是一部与时俱进的历史。
城市规划理论，包括“经典规划理论”，不是一成不变、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对真理，而是断片式的、多方向的、根据当时当地情况调整因为有相当发散性的相对真理，不能希求一个完全通用的规划理论来整合所有规划理论的断片，因此，研究规划理论应该更加注重社会变迁的大背景，探求彼时彼地的社会背景，理解当时的主流规划理论出现的缘由和变化的轨迹，以构筑当前的规划立理论。
规划的与时俱进出自于时间及地点变化两个层面的原因，在时间方面，21世纪后工业城市面临的问题不可能和19世纪工业化初期规划诞生时的城市一样；再地点方面，中国的城市问题不可能和现代规划诞生地的英国城市一样。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一个转型期，从一个城市化程度低、相对贫困、自给自足、封闭的农业型社会转向一个具有中等化城市水平、相对开放、以工业生产为主的世界经济的一员，新时期的规划工作面对新的情况，需要新的理论，必须对“常规”的规划工作进行改革，而源于西方的传统规划理论显然无法提供答案。
事实上，西方的传统规划理论甚至也无法回答今天西方城市面临的问题。不仅中国正在转型，全世界都在经历一个转型期，在经济上，百年以来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资源高消耗、劳动高密集、追求数量上的高增长、以制造业为基础的无限扩张的模式以难以为继，全球自然资源和环境负担的极限迫使人类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同时，全球化整合的国际经济网络已经替代了单一封闭的国家经济体系，全球市场的控制力已经部分取代了单一国家在经济上的控制力；在社会上，民族同质性高、阶级圈层明显、由相对封闭的社区构成的传统社会，正让位给成员异质性、利益多样化、冲突多层面、同时又无所不在的电子通信网密切连接着的新社会。
规划是政府行为，规划工作的主要功能是制定并是市政府的公共政策，因此讨论规划理论无法和政府的定位理论分开，必须把当代规划理论的构筑放在中国转型时期政府职责转变的大背景中来理解，转型时期政府职责的定位，政府干预市场的力度和方式，政府在效率或公平之间的倾向，都决定着规划的内容和方法，所以说规划理论是一种创新，在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制度安排。
规划理论可以分为规划范式理论、规划程序理论和规划机制立论三个部分，中国规划理论的这三个部分受到中国传统哲学、50年来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以及西方现代规划理论这三个方面的影响，这三个方面在范式理论上有相似性，但在其他方面差异很大。
为了适应新时期的城市发展，规划工作必须改革，规划工作包括智能和能力两个方面，现阶段的规划改革应首先划分规划工作的职能层次，分清基本职能、中等职能和积极职能，减少其它职能的内容，同时改进加强在执行基本职能时的规划行政能力，规划改革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规划职责，改革和创新也永远是规划学科的一部分。
关于规划的著作浩瀚如海，对于规划及其理论的定义也各不相同，曼德尔鲍姆指出，理论不等于实践的简单汇总，不是统计得出的分布模式，不是规范的教义手册，也不是一套政策建议。理论是由一组命题组成的原则和决策依据，可以把我们从单凭感性获得的观感混乱中带领出来，从而找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规律。马扎则认为，城市规划不是为了设计未来，而是依靠基于对过去的知识来管理当代，根本而言，当代才是规划工作的重心，过去是经验参照，未来是待证的愿望。弗里德曼把200年来的美国规划理论分成四个学派：政策分析、社会学习、社会改革和社会动员，总的趋势是，规划和社会生活越来越近，社会学系和社会改革学派的影响越来越大。
本文将规划理论分解为规划范式理论、规划程序理论和规划机制理论三部分，规划范式理论是为了建立规划自身的价值观，讨论规划工作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好的城市应该符合什么标准。规划程序理论关注规划编制和实施的过程，特别是公众和规划师在规划过程中各自的角色和参与的途径，以及公正合理的规划编制、实施程序。规划机制理论讨论中央、区域、城市和社区各个层面规划工作的职责和规划立法的问题，特别是规划实施中的公众监督机制问题。
只有范式立论的长期目标才具有时间上的稳定性海瑞地域上的普适性，例如公平、效率、提升社区生命力等，可以认为是持久不变的规划价值观，因为其建立在自然和谐、社会公正、社区健康、历史延续等基本普世价值观之上。其它两方面的理论问题，则受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政体、经济、文化、教育水平以及社会外部主流思潮的影响，因而具有更大的变异性，规划理论的多元性主要就体现于此。
即使是范式理论的目标，也有阶段性的问题，因为规划目标受一定阶段内政府定位和公众水平的影响，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规划都是政府行为，原则而言，政府存在的根本理由是保障社会公平，这也是规划存在的主要理由。
在外部职能方面，规划工作通过干预社会资源的调配来保证资源长期、高效的利用，目的是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市场是调配资源的主力，但是市场有其盲点，需要政府作为干预和补充。在内部组织方面，规划机构和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必须提高的工作效率，规划通过介入社会资源的分配，特别是通过弥补市场盲点，保护公共利益，体现公正。效率更多的和社会资源的投入、配置有关，公平更多的和社会资源的产出、分配有关，政府政策的不同倾向制约着规划工作，使得规划的范式理论在不同时期也出现不同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规划部门不过是政府决策的执行者而已，对于规划的成功或失败，规划部门都只有部分的功过。
规划的对象包括自由市场、无序发展和短视自私的决策，这些问题的共同特点是过分偏向个体或小团体的私利而忽视社会公利，过于追求效率而缺乏公平考量。我们往往把经济的发展比喻成蛋糕问题，在发达国家，规划的核心功能是再分配，在发展中国家，规划偏向于促进经济增长。不但在国家层面，在城市层面也可以运用上述理论构架。
迄今为止，中国的城市规划立论严格意义上说来尚在建设、完善过程中，但如果把规划理论理解为知道规划实践的价值观、准则和工作程序，那中国规划师早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中国的规划具有特殊性，也与世界各国具有相似性，特殊性表现为：中国规划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地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文化特点制约的规划工作；相似性表现为：中国规划工作的具体规范性价值目标的工作方式与其他国家相似。
《城市规划》举办的“求是理论论坛“提出，以中国传统哲学、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现代西方哲学作为影响中国现代规划理论的三个主要源头，首先涉及两大问题：作为大背景的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以及政府政策在效率和公平中倾向的问题。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矩阵来宏观上分析这些问题。
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
1.对规划范式理论的影响：对理想社会的定义：偏重公平而不强调效率，主张互助和谐的”大同世界“，国富民强的”盛世大治“；政府、社会、个人三者关系的社会定位：”天地君臣父子“，在等级社会中各就其位，各司其职，政府对人民施以仁政，人民服从政府的管理；社会价值规范重读书轻实践，重农工轻商贸，重情义轻规则，重理想轻物质；官本位的统治方式，”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社会风尚吃苦耐劳，鄙视享受。
2.对规划程序理论的影响：自上而下的官本位式决策过程，政府对经济社会活动进行训导和控制；狡猾人民服从政府，政府则以”明君清官“的决策体系和”盛世大治“的实施成果来回应，并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百姓有了问题找官。
3.对规划机制理论的影响：以政府为主，在经济上政府和市场合作，但政府有最终决定权；缺乏所谓”社区“的理念，但是政府依靠士绅和商会处理城市建设事务，认为”明君清官”可以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主要决策者的英明决策可以实现“盛世大治”；中央政府分派各级政府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决策的职权大小按职位高低而定，但以落实中央政府的决策为最终依据；百姓被要求服从并按照政府的决策而行动，在决策系统中地位最低，无法参与决策。
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
1.对规划范式理论的影响：对理想社会的定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强调共同富裕的理想；强调社会公平而忽视效率的平均主义倾向；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政府承担无限职责；生产重于消费的理念；社会风尚：提倡理想主义，艰苦奋斗，物质生活节俭；依赖政府解决问题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大众思维方式。
2.对规划程序理论的影响：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计划和规划对经济活动、社会资源进行指导和控制；编制”五年计划“是指导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基本方法；在编制计划时注重中央的解决方针，缺乏由下而上的社会参与过程；百姓一切问题找官。
3.对规划机制理论的影响：完全以政府为主，严格控制市场活动的经济管理模式；政府行为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规划的社会作用和功能：落实规划期间由中央政府一元化领导下提出的建设目标；严格按照中央、省、地、市、区不同层级编制发展计划和建设规划；规划部门直接参与城市开发，组织项目设计，参与项目建设；公众参与极少。
现代西方规划哲学的影响：
1.对规划范式理论额影响:对理想社会的定义：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市场，而不是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保护私有制；对政府、社会、个人三者关系的定位；个人主义：对自己负责而不是依靠政府的社会理念；注重效率，支持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重视物质享受，提倡消费，注重生活质量，同时讲求实际的社会风尚；重视决策的科学性、法制化和制度化。
2.对规划程序理论的影响:自下而上的社会活动为主，自上而下的调整为辅；通过民意代表对政府决策制约、修正；通过立法保障公众参与决策的过程，但过于强调公平的决策过程可能导致决策效率降低；百姓依靠自己，需要仲裁时才找官。
3.对规划机制理论的影响：市场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政府作为市场的补充；大部分规划工作以再分配为基本导向；规划部门作为裁判员不直接涉及城市开发；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是地方政府的职权，各自为政，上级政府难以干预；中央政府对城市发展有宏观指导，无强制指令；区域层面政府的调控作用弱化，城市协作薄弱。
中国转型期的城市规划理论受到上述三方面源头的影响，又是在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极端的规划理论，受到转型期政府定位的制约，因此，转型期规划理论表现出特殊性和相当的局限性。
其特点之一是在规范性理论方面，由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依靠增量经济解决政府收入和就业的问题，增长仍是地方政府工作重心，规划部门接受政府积极干预社会经济发展的定位；规划不完全具有调控功能，或者其调控功能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规划工作对效率的考虑多余对公平的考量。虽然一部分具有前瞻视野的规划师更加关注再分配和社会公平问题，但讨论仅仅局限于规划界内部，无法获得地方政府的共鸣，难以在规划实践中得以体现。
2003年以来，中央政府提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表明中央政府开始从强调效率转向强调关注公平，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政府的城市发展政策和地方规划部门的工作定位，现代西方规划理论和实践关于”公平规划”的影响会相对增强。
其特点之二是在规划过程理论上，政府仍然自上而下实行决策，但是决策权已经从中央政府移交到地方政府，五年计划仍然是政府管理经济的主要方法，但是内容已经从指令性转向指导性，规划的编制和执行仍然高度集中，但是公众参与规划咨询已经被接受，专家参与重大项目决策已经十分普遍。
公众参与以教育性咨询性为主，而不是实质性的参与，在初期可能公众对此表示出热情，但随后不会满足于被动接受已定的规划决策的形式性参与，可以预见，深入改革后中国特色的规划过程理论将进一步发展，其方向是明确落实以民为主的规划理念，建立有法规保证、对城市发展有实际作用、可操作的公众参与的规划过程，目前应该在条件较好的城市进行试点，再总结提高。
其特点之三是改革开放为规划机制的变革创造了条件，从而可以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自己的规划机制理论，首先分权改革的推行已经为城市建设职责分工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次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随着改革深化，完全以政府为主限制市场的管理模式正在让位给政府牵头市场为主的开发模式。再次，随着以上的变化，规划的社会作用和功能也发生了变化，规划从落实中央政府的目标来编制转向按照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而编制，规划也成为市场意愿和政府意愿的中介。
政府的职能是有等级的，积极职能是建立在最小职能的基础之上的，在最小职能没有做好之前，不应该过多涉及、也无法做好积极职能。主要行政能力应该用于最小职能，最小职能应拥有最强的行政能力。规划也可以分为最小值能、中等职能和积极职能，一般认为最小职能包括：通过规划法规确定城市土地使用的性质、规模和建设强度；确定城市发展的方向；提供以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为主的公共物品；保护自然环境和耕地；帮助弱势群体等。中等职能包括应对市场开发外部性效应的调控；对建设开发的总量及速度的调控；参与土地及房地产市场的调控管理等，城市规划作为政府的调控工具，在执行中等职能时的基础理念是公平和效率，但更倾向于公平。规划的积极职能应当在完成上述两项职能以后，通过规划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分清职能的轻重缓急，可以参考公安部门的经验。
规划改革的另一个问题是提升规划部门的行政能力，从能力弱、范围大的发展中国家模式向能力强范围小的发达国家模式转变，归根到底，规划改革的真正意义是决策理念的改革，从效率转向公平，这样的理念转变看似对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影响，但是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重要意义，如果城市规划工作不能体现公平，如果城市规划部门无法证明自己最终目的是为了社会公平而不是帮助某些利益集团，那么对于规划工作的批评就永远不会减少。
规划改革不是一劳永逸的，不同时期不同城市需要不同的规划功能，有不同的规划职责，所以规划工作永远面临着改革的要求，不可能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进行，和一切应用科学一样，改革和创新也永远是规划学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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