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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历史的细节》
明朝的灭亡证明，这场以西洋火器为方向的军事改革并不成功。这场改革的成果也未能被清朝全部继承，准确地说，清朝只是继承了其中一部分。而仅仅这一部分，就已经保证它足够创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
康熙五十四年（ 1715 年），山西总兵愿捐造子母炮，玄烨御批：“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到雍正时，又令除盛京、吉林、黑龙江外，其余各省一概将子母炮收缴送交兵部
在平三藩、灭噶尔丹等战争中，这些红衣大炮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使得清朝对红衣大炮更加迷信，以至于佛郎机最后竟然失传，甚至连疑似杀死努尔哈赤的开花炮技术也失传了。
同治年间，在西北地区镇压暴乱的左宗棠，从关中凤翔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 100 余枚开花弹 ，不禁惊叹：“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指英国）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到了“文治武功”的乾隆时代，火器技术不进反退，大不如前。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 1755——1761 年）平定西域时，廓尔喀以及阿睦尔撒纳、准噶尔叛军的枪械装备已稍强于清军。一场攻缅之役，清朝绿营兵“有闻枪炮声即股栗窜伏者”。
总体而言，明清两朝对火器技术的追求仅限于镇压内部叛乱。在没有外部压力时，火器技术便停滞不前，甚至发生倒退。
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化更加明显，火炮带来了更直接的中央统治。在边疆地区，传统的土司自治制度遭到废除。“改土归流”背后，完全以枪炮作为后盾。这种现象与欧洲发生的封建制瓦解极其相似。
历史充满这样的倒退。皇权出于自身的安全，宁愿让一个国家从热兵器的开创者和领导者，重新倒退回冷兵器时代，甚至回到石器时代也不在乎。晚清的梁启超感叹：“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日本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完全实现了火器化，但德川统一日本后，却又重回冷兵器时代。这说明一件事，“体”与“用”完全取决于政治需要。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换句话说，战争永远是政治的一部分，政治的不正义最终往往成为战争的阿喀琉斯之踵。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早在 1852 年就开始购进西洋大炮。从 1856 年起，已经能够自己生产一些洋枪洋炮。到攻陷南京时，曾国藩的湘军中几乎没有什么冷兵器，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步枪和火炮，甚至包括发射米尼弹的前装线膛步枪。
中日双方的指挥官都曾在欧洲同一个军校受训，舰炮也均为西方进口，主力炮舰都出自同一个英国军工企业。按照清朝传统，采买西洋军火器械，有浮报价银两三倍者，并有浮报至四五倍者。李鸿章被称为“李合肥”，可谓“名至实归”。为了表示对“头号大客户”的敬意，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特意为李鸿章塑铸了一座巨大的全身铜像，不远万里运到中国，树立在上海徐家汇。
以前的火药在射击时会产生大量硝烟，不仅会阻挡射击者的视线，而且会暴露射击者的位置。无烟火药的出现，一下子就结束了长达千年的旧火药时代，西方世界迅速崛起。等到后膛枪出现以后，战争越来越成为工业化的象征，已经完全失去最后一点美感，而变成一种纯粹的工业行为。
以前的火药在射击时会产生大量硝烟，不仅会阻挡射击者的视线，而且会暴露射击者的位置。无烟火药的出现，一下子就结束了长达千年的旧火药时代，西方世界迅速崛起。等到后膛枪出现以后，战争越来越成为工业化的象征，已经完全失去最后一点美感，而变成一种纯粹的工业行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诗人们明确地指出，人们再也不能依靠个人的勇猛或气力获得胜利甚至生存了；机械化、军队规模的扩大化、军事行动的复杂化以及远距离武器攻击效率的科技化，共同扼杀了人类个性的构成因素：勇气、希望、进取心，以及在道德与物质冲突中英雄主义情怀的可能。
1919 年，军事史学家富勒在其著作中写道：“手段，或者说武器，只要能发明出那些有威力的武器，就构成了胜利的 99% 。战略、指挥、统帅、勇气、纪律、补给、组织以及战争中其他所有的精神和物质要素，相对于武器的巨大优势而言，都不算什么——它们最多只构成整个可能性中的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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