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身边的同学都在忙着应聘，我却一直没有行动。心里想着毕业之后就待在家里当专职作家，或者背着包四处去旅行，然后将旅途中的所思所感集结成书。
那时候，内心对自由的渴望是那样强烈。
后来把这个看似美好的想法告诉了一位服装设计师，当即就被她否定了，她告诉我，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有所担当，不要被阳春白雪的生活蒙蔽了吃苦的心。
在老师和朋友的劝告下，我开始认真准备自己的简历，别人都只准备了一页简历，我做了整整十四页。
几个月后，我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教授艺术设计专业。
新学期的第一堂课，我通常都不会照本宣科地讲课，而是给学生们讲述我的故事，告诉他们我是如何从一个“小太妹”转变成一个“励志姐”的。
没有哪一个故事，比自己的亲身经历更能打动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除了在课堂上教授知识、为学生解答疑问外，我希望可以在课外、在生活中给他们一些提示和引导，让他们可以在迷茫中寻找到人生目标，走上适合自己的路。
我一直感激书籍带给我的人生转变，于是，我也会把自己对阅读书籍的乐趣带给学生们。
每次上课，我都不忘带几本好书给他们。学生们总是争相阅读，并在本子上写下了自己的读后感。
课间休息时间是他们的最爱，因为那时，他们可以畅所欲言，跟我分享阅读那本书之后的所思所感。
有一次上课，我把自己刚出版上市的书《当茉遇见莉》拿出来，告诉同学们我会把它当作奖励给予回答问题的同学。
当我说出问题，教室里一瞬间沸腾了起来，大家把手举得很高，看得出来学生们对这本书的渴望。
我让耶博华第一个回答，她以无比快的速度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三分钟几乎不换气，你能看得出来她心中的渴望。
同学们一边听，一边乐得不行，我也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笑着笑着就笑出了眼泪。
是感动的泪珠，辛酸的泪珠。这些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多么需要有老师鼓励他们，关注他们，爱他们啊。
给学生上第一堂摄影课的时候，我就承诺，“我愿给你们每一个人拍照，用镜头记录下你们的青春。”
我用相机拍下的第一个学生也是耶博华。上课的时候她起身回答问题，头上两个麻花辫与清澈的眼神吸引了我。吸引我的，还有她独特的个性。利用课间十分钟的时间，我在校园高大的梧桐树下给她拍了一组照片。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上绘画课的时候，学生们执画笔埋头作画的样子，被我通通细心地收录进相机里了。
摄影课，我常常组织学生们在校园内拍摄景物。樱花开的时候，校园里美成了一幅幅画，学生们站在树下拍花，我站在远处拍他们拍花时幸福的样子。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青春活泼的他们，是我心中最美丽的风景。
后来有一次开讲座，我特意在大屏幕上放出这些照片。
我哽咽着说，“也许当下你们并不会觉得这些照片有什么特别，但几十年后当你们再看到这些照片时，你们会发现，原来那就是青春。老师愿意为你们记录下最美好的样子。”
那一刻，我的许多学生都掉了眼泪。
在台湾研修期间，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女老师上课时都是涂口红的。有一位教我们文学的女老师有一次穿了深松绿的束腰长裙，涂玫瑰色的口红，美得就像缪斯女神。
这个行为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致使我当了老师后每次上课前都不忘涂上花瓣般的口红，仿佛因为这抹红整个人就有了精气神。
爱和尊重是能够被感应到的。
每一回去上课，我都要带着电脑包、相机包以及放教案的包，足足有十斤重。每次下课的时候，当我提着笨重的物件走出教室时，总有学生主动把背包拿过去，送我到校门口。
有一次下雨，我忘记带伞，两名学生撑伞将我送到校门口，他们再折身回去。
学生们与我年纪相差不远，课堂上唤我老师，私底下其实都当我是姐姐。
许是性格使然，我喜静，不喜多言。讲课时，我总是面带微笑，说话轻言细语。在课堂上自然少了一份威严，却又因此多了一份与学生之间的亲近之感。
还记得读高一时，语文老师是一位刚毕业的女老师，总有淘气的男同学捉弄她，故意气她，好几次她都当着大家的面气哭了。她用右手腕挡住脸哭泣的样子我总是久久无法忘怀。
在我任教那一年，并不曾因为年轻、脾气好受过这样的委屈。只有一次，一位同学在我面前说我不是，另一名高个子男生立马就站出来替我说话，他那一脸正气的可爱模样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那年的教师节，那名替我解围的高个子男生送了我一样礼物，是一支毕加索的粉红色钢笔，他在笔盒里夹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你是我大学里遇见过的最美的老师。”
你们，又何尝不是我最爱的学生呢。
最好的教育，应该是爱的教育。
著名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写道:“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一年后，我离开大学，成为一名自由写作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虽然我不再是那个站在讲台上教他们画画、摄影的老师，但是我立志写出更多有正能量的好书，用我的笔，为他们描绘一个梦想中的真实世界，给予他们一份追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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