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超辉时，是在2007年的长武中学。那年我们刚读高一，分在了同一个班。因为同样喜爱文史的缘故，所以关系也亲密了。后来读高二时，又同样选择了文科，还是在一个班，更近了。毕业后，他去了北京、宁夏工作，期间联系甚少。
直到2016年秋天，他回到了西安，我们也经常见面，聊工作，谈理想。记得那时候他经常背个公文包，在西安城里的大街小巷跑业务。保险、POS机、茶叶等，都销售过；也曾卖水果、搞养殖等，精神饱满，壮志踌躇。
后来，他的工作不顺，跟进的项目失败，导致生活拮据了。有一段时间，我们蜗居在城中村，相当狼狈。即便如此，我们心态乐观，始终觉着金子总会发光，总自嘲式的自我安慰。2022年初，我从事的行业有了好转，叫他过来一起做，直到去年七月他的离职。
听到他的死讯，是在4月19日的早晨，我是不相信的，以为是他暂时失联了。直到接到了警方摸底的电话，驱车急急赶往警局，听着关于他死亡的经过，那声音浮浮的，心思全不在这里，全不相信，坚持要去现场看看。到了他出事的地方，我更觉着不真实了，在那里驻足良久不愿离开，直到天全黑了下来。
怎么会？怎么可能？昨天下午我们还通过电话的，他说他今天回来的！我口中反复念叨着，就像一个失魂人，眼神空洞地驾车行驶在绕城高速上。想起他的模样，和我一起走过的路，心里滋味万千，一时词穷了。
他是那么善良的一个人，都说好人长命，为什么他偏偏如此结局？说好的一起做事业，说好的要出人头地，说好的要一起留在这座城市……
说起他，绕不开他的才华，那种文人固有的傲气和坚守。
他从小居住的村子
记得我在读高一那年，和他同桌，他从家里带了一本《千家诗》，竖版，繁体字，我如获至宝。在那年的国庆节假期匆匆拜读，依稀记得《春日偶成》里的几句“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后来在2017年的夏天，在他的寓所偶然发现祖上留下的读书笔记和手抄《增广贤文》等，工整的毛笔字令人印象深刻。
受家族影响，他的爱好也是广泛的，喜欢长笛，偶尔在一起时也演奏；喜欢书法，时时临帖，以颜体居多，也有魏碑；我们一起谈论喜欢的民国书法家和文人，他常常提起于右任先生。记得我曾因为郁达夫先生的死因和他起争执，他认为是做了日本人的翻译，做了走狗和汉奸，死不足惜。我则拿出周总理对先生对他追认烈士的事实去辩解，说他利用这一职务保护了陈嘉庚、胡愈之等……
中国古代有一种人称之为“士”，是最高级的百姓。现代把文化人都叫“穿着长衫的人”，他亦是这样的其中一位。有时候也在想：让这样保持最纯的善良和信念的人，在这个浮躁又浑浊的世间飘零，染了俗气，受了苦难，离开也是一种解脱。
五一节回了趟故乡，一个人驱车去他生前所居住的村子，沿着盘山公路缓缓前行，想象着他求学时骑着自行车，是如何艰难的向前走？无论风雨交加，无论雨雪霏霏……就像他走过的人生路，多么艰难，多么绝望，都坚持着不动摇信念，一步一步向前走！
葬他于高山之上兮，望故乡！他生前最大的愿望是拥有一个农场。如今长眠于此，有青山绿水相伴，有泾河之水潺潺流过，山上有苹果、核桃、杏子等，活脱脱的天然农场，也算是圆了梦。
村口通往他家的路
至今仍然不愿去相信、不愿去承认他的离开。每每走进他曾居住的院子，都在期待能够看见他，能够听见那熟悉的声音，能够一起去吃饭、聊天…时时也望着他曾睡过的床发呆，多少次仿佛看到他的身影重现，还是那张圆圆的脸、微胖的身材。那熟悉的声音也常常在耳畔响起。而每每此时，待我习惯性地回应时，却什么也听不见了。
他走了，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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