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00天《禁藏 第五十三》第三部分

《管子》学习第200天《禁藏 第五十三》第三部分

原文阅读

      夫动静顺然后和也，不失其时然后富，不失其法然后治。故国不虚富，民不虚治。不治而昌，不乱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尝有也。故国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乱，民多私利者其国贫。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赏罚莫若成必，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不求而约，不召而来。故民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故主政可往于民，民心可系于主。夫法之制民也，犹陶之于埴，冶之于金也。故审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于燥湿，水之于高下。

        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国有余藏，民有余食。夫钧者，所以叙多寡也；权衡者，所以视重轻也；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

      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而谋有功者五：一曰视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内必衰也。臣不用，其国可危。二曰视其阴所憎，厚其货赂，得情可深。身内情外，其国可知。三曰听其淫乐，以广其心。遗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内；遗以谄臣文马，以蔽其外。外内蔽塞，可以成败。四曰必深亲之，如典之同生。阴内辩士使图其计，内勇士使高其气。内人他国使倍其约，绝其使，拂其意，是必士斗。两国相敌，必承其弊。五曰深察其谋，谨其忠臣，揆其所使，令内不信，使有离意。离气不能令，必内自贼。忠臣已死，故政可夺。此五者，谋功之道也。

字词注释

[1]成必：通“诚必”。诚实坚定，民众信任。原文为“必成”，据王念孙说改。

[2]果蓏（luǒ）：瓜果。

[3]奇：余出来的。

[4]夫钧者，所以叙多寡也：原作“夫叙钧者，所以多寡也”，据张佩纶说改。钧，古代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

[5]权衡：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权，秤锺。衡，秤杆。

[6]结：契约文书。

[7]訾：齐。

[8]听：顺从。在此即投其所好以纵之的意思。

[9]广：通“旷”。这里可理解为荒废。

[10]典：本义为典册，引申为记载。生：姓。此句意为如有共同家谱的同姓。

[11]内：纳，派遣。

[12]倍：通“背”。

[13]拂：逆，违背。

[14]士：事，从事。

[15]谨：结交。

[16]揆：据猪饲彦博说，当为“睽”，离间之义。

[17]离气不能令：君臣之间离心离德，不能听从命令。气，同“饩”，通“既”。既然。

译文参考

      举措合宜国家才能和谐，不违农时国家才能富裕，不失法度国家才能治理好。因此国家不是无缘无故富起来的，人民不是无缘无故治理好的。没有治理好却国家昌盛，没有动乱却国家灭亡，那是从古至今不曾有过的。所以说，国家中多勇于私斗者，军队就弱；官吏中多奸诈私巧者，法度就乱；民众中多营私取利者，国家就穷。因此施恩必须广泛厚重，人民才会以死报效；赏罚必须信实坚决，人民才会坚信不移。善于治理人民的君主，不是依靠城郭，而是依靠什、伍的组织管理。伍中没有非本伍的人，人没有不住在本里的，里中没有非本里的人家。这样逃亡者就无处藏身，迁徙者也无处容身了，不必强求，人们就接受约束，不用召唤，人们就自动前来。这样人们就没有逃亡的念头，官吏没有戒备、追捕的烦恼。这样君主的命令可以贯彻于民间，民心也可由君主掌握。用法制来管理人民，就像陶工处理黏土，冶工处理金属一样。掌握了利害的所在，人民的选择，就像火避湿就干，水避高就低一样明白。

      百姓赖以生活的，是衣和食。食物赖以生产的，是水和土。所以富民是有要领的，养民是有标准的，标准就是一个人有三十亩地就可以保证全年生活。年成有好有坏，平均亩产一石，则每人有三十石粮食。瓜果蔬菜相当于十石粮食，糠皮瘪谷和畜产相当于十石粮食，那么每人就有五十石粮食。而布帛麻丝及其他副业杂项收入，尚未计算在内。这样，国家就有积蓄，人民也有余粮。钧，是用来计算多少的；权衡，是用来测定轻重的；户籍田册，是用来了解贫富差距的。所以善于治国的人，一定要先知晓田地的情况，才能知晓民众的生活情况，田地充足，人民才能富足。

      凡是拥有天下的人，用争取人心的方法征伐他国的可成帝业，见其于事有失而讨伐的可成王业，见其政令有失而讨伐的可成霸业。而谋攻敌国的计谋有五种：第一，探明敌国国君宠爱的大臣，设法削弱其威权。使其怀有二心，敌国的力量必然衰退。大臣不为君效力，敌国便处于危亡的边缘了。第二，探明敌国国君私下憎恶的大臣，而后用重金贿赂他，如此则可深入了解敌国的情况。臣子身在国内而情报外泄，就可得知其国的情势。第三，听说敌国的国君喜欢纵情声色，就要想方设法让他心志荒废。给敌国国君赠送乐队和美人，从内部蒙蔽他；又送给他谄媚的侍臣和华丽的宝马，从外部蒙蔽他。内外交蔽，就可促成他失败。第四，一定要与敌国密切结交，好像与他同一个族姓一样。暗中派辩士帮他出谋划策，又派勇士投奔敌国，助长其骄傲轻敌的气势。又派人到别国，唆使别国与之背弃盟约，断绝使者往来，让他们反目成仇，这样就必然发生争斗。两国相争，我方就能乘人之危。第五，深察敌国谋略的得失，结交其忠臣，离间其下属，使其内部互不信任，人心涣散。君臣既已离心离德，就无法号令，最终必将自相残杀。忠臣被杀以后，就可以夺取他的政权。此五者便是谋攻敌国之道。

核心内容解读

    “夫动静顺然后和也，不失其时然后富，不失其法然后治。”这段内容依然在论述如何治理好国家，核心是不违农时，不失法度。国家的稳定有序不是靠拥有城郭、而是要依靠组织管理制度，才能使民心归附、民众听从约束。作者强调，公正的司法对于民众行为具有规范和指导作用。“夫法之制民也，犹陶之于埴，冶之于金也。故审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燥湿，水之于高下。”司法判决对民众行为的规范，正如陶器之于黏土，冶炼之于金块。民众根据司法判决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向，权衡自己的利害得失，进而采取相应的行为，正如火近燥去湿，水高止下流一样。毫无疑问，作者明确地认知到，法律制度可以作为有秩序地变化和社会工程的工具。而且，法律作为控制社会的工具，必须形成对民众的有效激励。刑罚作为一种激励，将违反规则的行为和惩罚相对应，构成了民众的“利害”之所在，惩罚的范围、轻重可以形成对违法行为的效用，产生影响。违法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也直接影响着守法的程度。

        作者接着论述的是社会财富创造和分配的问题。他说，民众赖以生活的是衣和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所以富民是有诀窍的，“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于是，国家就有了积蓄，“民有余食”了。“叙钧者，所以多寡也；权衡者，所以视重轻也；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先“知其田，乃知其人”，天地充足了，然后“民可足也”。侯志义先生说，在分配给农民一定数量的田亩后，同时也为农民耕地规定了产出。可见，农民所拥有的财富多寡，与分配密切相关。所以说富民问题就是“食民有率”的问题。这样，才能使“下”民分配更多的财富。

      古代统治者从人民生活和国家富足的角度来看待物质财富的分配问题，并且将它上升到礼教的高度，如《管子·牧民》记载：“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充分表现了对财富创造和分配重要性的认识，也是《管子》提出“富上而足下”的分配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

      关于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管子·五辅》讲过，上与下都有礼仪，“贵贱有分”，长与幼都守次序，“贫富有度”，这是礼的纲领。所以，上与下没有礼仪就要乱，“贵贱无分则争”，长与幼没有等次就要叛离，“贫富无度则失”。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叛离，贫富失其节制，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因此，圣明君主总是“礼以导其民”，使民富裕。《管子·治国》记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这里的核心思想是“富民”问题，理由很简单，“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这关系国家安定之道，可谓“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管子·侈靡》）。

        管子也重视财富分配不均的情况，主张对待农民应该“薄征敛，轻征赋”，如《管子·五辅》记载，“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这叫作实施宽大的政治。国家分配财物“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这叫作救人之危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这叫作救人之穷困。这都属于兴举德政。这些德政能见之实行，“民之所欲，无不得矣”。人民的欲望必须得到满足，然后才能“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它的特点是国家应从“德政”出发，对民众生活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予以财物支持。“轻赋敛”具体化为“富上而足下”的分配伦理思想。

        最后一段，作者还是用帝王霸的理论分析管理国家的不同状态，“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文中介绍了谋攻敌国的五种计谋，从诱使国君本身堕落、到瓦解对方朝臣，削弱其宠臣、离间其忠臣、贿赂其谄臣、联络其敌国，种种计谋使对方君臣离心离德、内政外交崩坏，而夺取其政权。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管子的功利主义与激励观

      管子提出，利益是人的本性的功利观。他说：“凡夫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所有人，不论贵贱，都是趋利避害追求功利，“民予则喜，夺则怒”。“其商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为了追求利益，不管是商人还是渔夫，都不畏艰难险阻。

      根据其功利观，管子提出以“利”激发人的积极性。一旦人的利益或需要得到了必要的满足，必将激发其积极性，“得人之道，莫如利之”，“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管子·形势解》）“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管子进一步提出了激励的原则：一是赏罚要兑现。“赏罚莫若必成，使民信之”；二是赏罚要公平。“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且可能导致人们投机取巧，危及社会安定；三是奖赏有度。“一为赏、二为常、三为固然。其小行则俗也，久之则礼义”（《管子·侈糜》），奖赏过度，也会失去应有的激励作用。管子还强调，激励的方法和手段“随时而变，因俗而动”，任何有效的激励手段久用不辍也会失效，因而要敢于突破创新。

参考资料

《经济思想研究（第1卷）》，唐任伍；周建波 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0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