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到一本书《天下商帮》。书的开头是写清康熙时期的索额图和外宅菊儿关于清政府对待商人的一段对话。大意就是清庭不得不依靠商人“货物流通,黎民生计”,可是奉行的政策却是“养奸商、杀奸商”。意思既离不开商人,又要压制商人,同时他们又把商人当成朝廷的存钱罐,奉行养肥了再抓再杀再抄家以解决财政问题的潜规则。
因为在封建社会那样的抑商政策下,商人要想盈利,要想发展壮大必然会走政策的空子或者干脆就干违反“政策”的事。开始的时候朝廷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要“养奸商”,等到了需要钱的关头就会“杀奸商”,这样既不用收刮穷人以防激起民变,也为自己的公开抢钱找个恰当的理由。
普通老百姓肯定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干脆就赞成“惩治奸商”,而上层阶级则因为没有商人阶层人士而乐见其成。于是被政策和社会舆论歧视的商人阶层就成了弱势群体,成了待宰的羔羊。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从秦朝开始的重农抑商政策。因为漫长的古代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就主张稳定和自给自足,而商人则是要不断交易,走南闯北的,同时这也对封建统治者要安稳,要封闭,要愚民的内生要求构成了挑战。所以商人阶层全社会都不待见,于是他们便成了社会眼中的“奸商”。对待奸商,朝廷怎么对待也都是合理合法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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