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大新闻，我们的民众和媒体，都要先爆发一下情绪。
然后，我们再冷静下来，从外国（海外）的类似经验和成功经验里，寻找一下解决问题的方案。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么说吧，对比了一下外国（海外）之后，发现我们还是处在文明社会的初级阶段，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感觉我们都要重走一遍。
这种疫苗的信任危机问题，其实人家发达国家（海外地区）早就遭遇过了。
1
我们知道，日本是全球医疗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人均寿命高达84岁，也位居全球前列。
在我们的日常印象中，日本人也是“严谨、实干、聪慧”的代名词。
但是，在“毒疫苗”这个暗黑领域，严谨务实可靠的日本人竟然是领衔时代的“鼻祖”。
早在1979年，日本就发生过“百日咳DPT疫苗事件”。当时，日本的疫苗制度规定“百日咳疫苗”必须定期接种，注射信息必须记录在《母子健康手帐》（相当于中国的《母婴健康手册》）之中。
这套严谨科学的母婴疫苗保健制度，本来是件好事——可是随后出现多起“注射疫苗过严重过敏”的病例，引发了公众的大范围恐慌。旋即，“抵制百日咳疫苗”的声浪在日本民众中此起彼伏。后来日本政府紧急叫停“可疑疫苗”，但已经造成累计1万多名患者犯病，死亡人数超过40人的严重后果。
1994年，新型抗病毒药物“索利夫定”仅仅上市一个月，就导致15人死亡，震惊了日本社会。
1996年，日本又再度爆发了“毒疫苗丑闻”，由于当时“乙肝预防”市场火爆，致使一款自费乙肝疫苗（价格大约1万元人民币）十分紧俏，尽管价格不菲，但日本家长还是出于“恐患乙肝”的情绪，带着孩子排队去打乙肝疫苗。谁知，部分制药公司出于逐利考虑，联合日本厚生省（相当于中国卫生部）、东京大学医学部形成了一个“灰色利益链条”，他们偷偷地从海外引进廉价血清进行疫苗制剂，而这其中一部分廉价血清恰恰是由海外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乙肝病毒携带者所提供的。这就使得日本人青睐的“防病疫苗”顷刻之间变成了“毒疫苗”。
事发后，日本厚生省（相当于中国卫生部）及生产厂家并没有告知公众，而是联合起来力图掩盖真相，导致更多接种者成为无辜的牺牲品。直到后来，大量接种者爆发了乙肝、艾滋病疫情，几千名受害者不得不加入“维权”大军。直到2007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才正式向公众道歉。
2
再来看看美国。1955年，美国也爆发了一起疫苗安全事件。
出事的疫苗是脊髓灰质炎疫苗（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儿麻痹症疫苗），当时，加州伯克利的卡特实验室，在制作疫苗的时候，使用消毒剂消毒没有完全灭活病毒，这使得12万名接种疫苗的儿童，有4万儿童染病，最终使得113人终生瘫痪，5人死亡。
不过，美帝不愧是全球老大，他们在知错能改这个层面上，动作之迅猛，效率之迅速，真乃世界翘楚。
事发后，卡特实验室微生物研究所所长被开除，美国卫生部秘书长Hobby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主任Sebrell引咎辞职。然后，当地政府在监管上又制定了更加严格的标准，甚至规定：存放疫苗的冰箱要放置大瓶装的水，以便冰箱门开闭之时，内外能够保持恒温。（疫苗失效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冷藏条件）
除了对冷链流程的精细管理，当地政府还对疫苗监管施予了法律重拳。
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1988年，又再次通过《疫苗伤害赔偿程序》，明确了疫苗损害的赔偿机制，当时赔偿的最高额度是25万美元。
3
有人说，内地的疫苗不安全，我要去香港打疫苗。
但是，香港疫苗历史上是不是完全没出过问题？也并不是。
2013年4月，香港卫生署在例行巡查中发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一个储存疫苗的冰柜连续两个月温度飘忽不定，高至13度，低至零下2度，令约300支疫苗失效，其中包括颇为流行的妇女预防子宫颈癌的人类乳头瘤病毒（HPV）疫苗。
而在制度规范、管理规范的香港公立医院，也数次出现过冷链管理疏忽，导致疫苗失效的例子。
2013年12月，香港东华医院一名普通职员例行检查时，发现储存疫苗的一个冰柜外置温度与柜内温度不符，实际温度高于标准温度2-8度，可能致使100多支疫苗失效；
2014年，屯门医院再度发生疫苗冷藏问题，冷柜温度曾比标准温度高8度，估计约有40名婴儿接种了失效疫苗。
但香港当地有一套成熟的“纠错”机制，当地对疫苗接种者的信息能够长期保存，若是出现疫苗“失效”的可疑情况，能够及时通知接种者，然后酌情处理（比如说要不要补种）。涉事的“可疑无效疫苗”，也能被及时销毁。
有人说，香港这种严谨化、制度化的反馈机制和改正机制，正是让人安心的原因。
但也有人说，香港疫苗这几次“失效”事件，和内地出的问题差不多，都是因为冷藏条件苛刻，以及相关管理的疏忽，导致的疫苗失活。而这几次香港之所以能及时发现，也不是因为制度流程有多先进，而是只能依靠个别职员的“火眼金睛”，才偶然地、人为地避免了更大的危机。那么实际到底存在着多少“温度失控”导致的疫苗失活，是不是只有新闻曝光的这几例？那些没曝光，没被发现的失效疫苗，到底有多少流入了市场，注入了人体？也是个无法估计的未知数。
4
各国疫苗丑闻持续发酵，也引爆了当地的疫苗信任危机，也给了谣言滋长的空间。
散布“疫苗恐慌”的，不仅有黎民百姓，甚至连科学界也有人推波助澜。
1974年1月，一个名叫威尔逊的医生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一份报告，声称有36名儿童在接种“百白破疫苗”（简称DTP疫苗，是百日咳、白喉与破伤风三种传染病疫苗配制在一起的制剂）后发生了脑病，而罪魁祸首主要与其中的百日咳疫苗成分有关。由于威尔逊是英国最著名的伦敦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的医生，基于他身份的特殊性、权威性，他的报告一经披露，立即引起巨大反响。
很多人因此加入了“抵制疫苗”运动，此后几年中，在英国“疫苗伤害者父母协会”的推动下，民间抵制运动高涨，疫苗接种率从81%降到31%。1977年，英国百日咳发病率由此前的接近10万分之一上升至1/1000-1/500，许多孩子因此丧命。
2004年，英国《星期日时代报》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维克菲尔当年的论文，存在刻意造假和受贿发文等行为，相关报道称，维克菲尔德收受一家反对疫苗生产商的利益团体43.5万余英镑的贿赂，致使他对研究论文中的数据进行了篡改。《柳叶刀》杂志也于2010年正式宣布撤回那篇造假论文。
但这篇“假论文”所带来的余波，迄今仍未消除。据英国卫生部门统计，英国MMR疫苗的接种率从1995年的92%下降到2003年的80%，伦敦地区甚至降到56%；而麻疹发病发病率则上升3倍。2002年，英国仍有24%的父母认为疫苗的危险大于疾病本身。尽管英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努力恢复公众对疫苗的信心，但直到2012年，英国MMR疫苗的接种率只提升到90%，仍低于世卫组织规定的95%标准线。
5
可以说，发达国家的疫苗发展史，有经验，也有教训。
在疫苗普及、推广和管理上，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叫“知错能改”。
我们并不是要神话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疫苗有多么先进、多么安全，实际上他们曾经出过的问题也不少，发生问题的机制也与中国的现状类似（比如冷藏、冷链管理导致的疫苗失效问题），但是，发达国家在出现问题之后，能够在制度、舆论和管理流程上进一步优化，改进，能够完成产业链条上各个环节的仔细梳理，最终拿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另外，和部分发达国家所出现的“反疫苗”等反智舆论所不同，中国人之所以对本土疫苗失望，甚至痛斥、咒骂，抛出许多情绪激愤的言辞，本质上并不是出于“反疫苗”，而恰恰是“恨之深，爱之切”，毕竟，能够通过舆论倒逼社会进步的实例，还是太少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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