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

       近期散居各地的高中同学都在筹划毕业三十年返乡聚会。由于排期冲突，自己只能擦肩而过无缘参与了，遗憾！不过故乡还有亲朋，我是会经常回来探望的。

       过去刚外出读书时每当他人问起自己的老家，我总是很挠头：不知籍贯、出生地、成长地哪一个算老家，哪一个是故乡。如今这问题又落到了儿子身上，他俩回答起旁人的询问来同样也挺费劲。我的父母生于江、浙，学成后跟随国家大工业基地建设的步伐到了内蒙；我自己则生于包头，三十年前籍高考志愿奔向了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妻是广州本地人，而计划生育的国策，迫使我们两个儿子的出生地天各一方——广州、包头。命运让三代人的故乡都有重叠又都不大相同。

       其实当年自己对家乡的困惑，还有另一层隐因，就是当时自己还不成熟的心态所引来的虚荣、自尊，很怕被人看低（一个人心态的成熟需要时间，可能从少年延续到青年，有些人甚至到中年也未必成熟）。那时交通资讯都不通畅，全国各地间的人员往来很少，大多数人的足迹一辈子都不会超出方圆百公里的范围。每每跟新的同学朋友谈起家乡内蒙包头，能让他们联想到的多是牛羊草原、骑马喝酒。如若相互间出现点日常的分歧摩擦，还可能自然而然的认定你本就见识粗陋，野蛮不文明…。年轻人都喜欢谋求认同，那时遇到误解总是竭力地向人去解释自己知道的一切，然而结果多半是徒劳。现在想起来自己当年的这般举动，真是有些幼稚好笑。

        如今，自己早不再为这个费心了，且很为家庭的这种迁徙成长经历得意。相比北京人的“浮夸”上海人的“精明”，我更喜欢广州人的简明、实在、好客。然而即便如此，在当年的交往中我也感到许多当地朋友的见识仅局限在西风东渐的时尚流行上，而在科技、政治、军事、人文、历史，甚至是错误的历史观上，与自己相比都很苍白，视野很窄。这当然是得益于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环境了。为此，我为自己是包头人骄傲！你想啊！美国引领世界政治、科技、军事、文化多年，先进程度远非我们能比。然而大多数正常的美国人也都沉浸在相对自大封闭的“自家生活圈子”里，对外部其它世界的关心很少，很多认知仅是来自不加分辨的道听途说和猜测臆断。就这一点而言，与今日我们国人的水平相差很远。当年国内不同地域人之间的心态差别也基本如此。

       三十年前离开时，我并没有细品过包头，随行的只有对学校、工厂、大炮、坦克的记忆，并且也还没见过草原，没吃过羊肉。（不过我也从父亲口中知道，当年他支边来时，包头市是国家一五计划重点规划的八个城市之一，苏联的一百多个援华项目中就有五个落在包头）

        正是之后新环境中他人的询问，才让我有意识地一次次回望包头，了解内蒙。

        华夏自古注重历史，世事的变迁很容易在古籍中找到线索。我出生在内蒙古，曾总被问起自己与蒙古人有什么关系。进而我后续也很想知道，蒙古人与内蒙古又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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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一直被视为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有黄河流经的包头地区也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而包头之地最早的城池出现于两千三百多年前。先秦时代，经历史上以“胡服骑射”著称的赵武灵王一番征战，把散居此地的楼烦人、林胡人驱离，建立了九原城（《史记》中最早出现九原这个地名是出自苏秦之口，即比赵武灵王建城还早几十年）。该城址大致位置在今天包头火车站以南三公里的麻池（也是三国吕布的出生地）。

        赵国开始在此屯田养兵，并修筑了赵北长城以抗胡人。赵长城应该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长城。当今赵南长城已湮没无踪，只能在史书中见到对它的记载，而包头境内的赵北长城遗迹还绵延有四、五十公里。我们中学时，去爬工厂后的大青山（阴山），跨过的一道低矮夯土坡，就是风化严重的一段赵北长城。

        历史上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永远是在上演着部落流转，强弱更迭的连续剧。及至秦统一六国时，在此与中原政权对峙的已变成是强悍的匈奴。公元前214年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抗击匈奴，占领了河套地区，并在阴山中筑起石砌的秦长城。之后强秦又在包头地区设立了九原郡（汉武帝时，改称为五原郡）。

        今日之包头，正是秦时的国门。秦长城与秦直道刚好在九原呈丁字型交汇。秦直道可谓是一项与秦长城并驾齐驱的伟大工程。为了巩固边疆、防犯匈奴，秦从公元前212年开始，修建了从国都咸阳附近的甘泉宫直达阴山下九原城的长约七百公里的直道。目前发现的秦直道遗迹最宽超过五十余米，一般路宽三、四十米，路基坚实夯打坚硬，坡度平缓，堪称世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如若边关有事，秦军车骑可三日从咸阳赶至九原！始皇、汉武帝巡狩，都曾有至九原，走秦直道。之后的历朝也都重视使用和维护秦直道。直至清代，满蒙缔结世代姻亲，没有了草原的威胁，秦直道才被官家放弃而逐渐荒废，但民间对它的利用则一直延续到民国。直到半个世纪前，这条人类社会最早的“高速公路”才完结了自身的交通使命。

        纵观阴山边塞的历史，无论是赵武灵王的筑城，还是蒙恬的守边，王昭君的和亲，以及唐王朝建受降城，各时期出没于此同汉民争夺对抗的有林胡、楼烦、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可就是没有蒙古人。千年之后大清所称的漠南蒙古（今内蒙的主要地区）也尽在汉唐国门之内。其时，蒙古人的祖先可能还分散在草原上杂乱的多民族部落之中，还要经几百年的游荡碰撞、征战联姻，才能融合出新的具有相同语言、习俗的族群部落来。旧唐书中对蒙古起源的一分支有所记载。到了宋代，在北国草原上才渐次出现了蒙古人的身影。

        同其它游牧民族一样，逐水草而迁徙的生活习性也让早期的蒙古人并没有多少故乡的概念。我去年到过史书中记载蒙古人最早的发祥地-呼伦贝尔的室韦，如今那里的居民全都是汉人和俄罗斯裔人，蒙古族人已难觅踪迹。是因成吉思汗的荣耀、大元的辉煌，才让蒙古人记住了斡难河，留在了伊金霍洛…。

        一众部落，在一位“天骄”大汗的统帅下，整合成一个响当当的民族，靠血性、刀马征服了无数个国家，囊入了众多的族群，缔造了史上最庞大的汗国。随着铁蹄的飞奔，蒙古人把原本弱小的族群血脉迅速播撒到了辽阔的欧亚大陆。

        然而不到百年（以中原纪年），汗国分崩，洒出的精血也逐渐湮灭在各国各族的人海中。再往后，疆域萎缩，退归草原，各部“血性”也逐步消解。到了清代，满族统治者出于以少御众的考虑，号称满蒙一家。为分裂人口相对自己较多的蒙古族与汉族的关系以便统治，清帝对治下的蒙古人笼络降福，对众多蒙古王公贵族赐爵赏俸，许以世代联姻。

        表面上看，满清非常优待蒙古，但实际上它在笼络蒙古贵族的同时，也在有预谋的逐步消磨掉蒙古人的血气，禁锢其民族的发展。满清对蒙古的控制是非常严厉的。比如，蒙古经济本是以游牧为主，择水草而居。但是清廷却规定蒙古人只能困居在所居旗境内，不得愈越。它还规定蒙古人到内地只能从山海关、张家口等六处入关，入关时登记人数，出关时仍照原数放出；还通过律法来隔离蒙古与内地汉族地区的交往，从而使蒙古人无法获得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始终不能振兴发展。

        满人入关后，自身对汉文化的痴迷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却禁止蒙古人学习和接触汉文化。严令蒙古王公、台吉等不准延请内地书吏任职或教读(学汉文)，违者治罪。而对蒙古人使出的最致命一招是，在蒙古区域大力扶持倡导喇嘛教。清政府鼓励蒙古人当喇嘛，号召每户选送聪明伶俐的男儿出家当喇嘛，并免除喇嘛的兵役、赋税和差徭等。据清代后期有关统计，喇嘛最多时，几乎占蒙古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无疑是以宗教之名对蒙古实行一场长期的计划生育。因喇嘛是不可娶妻的，便造成大量成人，男不能婚，女不着嫁，人口必然快速下降。而正常家庭的缺失，自然也导致社会上性行为失范，性病流行，严重影响了人口的质量。蒙古人经满清一朝，人口由最初的一千几百万缩减到辛亥革命时的不足一百万。实在是可悲啊！可悲！

        历史是冷酷的，它不会永远眷顾一个民族。如果这个民族没有根，没有形成自身文化的积淀与传递，那它的辉煌更可能是昙花一现。千年前未有大蒙古，我相信今后也不会出现大蒙古。对于边境北边那个国家中，那个陷于迷失而不能自拔的民族，祖先曾有的荣耀早一去不返，它仅会无数次出现在蒙古汉子的酒话和梦呓中。

        更应明确的是，内蒙古只是一个地域名称。千百年来生活在其上的有汉、林胡、楼烦、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等众多民族，蒙古人曾因武力兴盛而攫取到它，也由武力衰败而失去它。尽管蒙古人曾因清廷的盘算而领有它，也基于新中国的政策而冠名它，但实质上这片土地早已不是蒙古人支配的禁脔，而是归国人共有的国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