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门厅济济一堂，一位黄裙女孩在弹钢琴，她旁边站着一位来自知名合唱团的红发高个年轻女士，正在深情演唱。
她喝了不少香槟，而且偏偏选在唱歌的档口犯起了多愁善感——她不仅在唱，还一直在哭。只要是歌曲中有间奏的部分，她就用抽噎和啜泣来填满，然后再用颤抖的女高音拾起歌词。
泪珠滚下她的脸颊——途中颇有坎坷，尤其是流过她厚重结块的眼睫毛后，就变成一股股墨色，在她脸上留下蜿蜒回转的黑色溪流。
有人打趣说她唱的是自己脸上的五线谱，她听到后举起双手，倒在椅子上，酒气沉沉地睡去了。
“她刚跟一个自称是她丈夫的人吵了一架。”一个紧贴着我胳膊肘的女孩告诉我。
我四下看看，余下的女人大多都在和“自称是她丈夫的男人”吵架。即使是乔丹那些从东卵来的朋友们，高贵的东卵四对男女也吵得分崩离析。一位男士兴致勃勃地跟一位年轻女演员聊着天，而他妻子从一开始强装大度，满脸高高在上、无所谓地一笑置之，到后来终于全面爆发，开始尖酸地旁敲侧击——她动不动就忽然出现在他一旁，像一条愤怒的毒蛇，咬牙切齿地对着他的耳朵嘶嘶响：“你答应的！”
不愿回家的不只是不规矩的男士，大厅里现在站着两位可怜兮兮、滴酒未进的丈夫，旁边是他们义愤填膺的妻子。两位妻子正在彼此高声比惨。
“他一见我开心，就吵着要回家！”
“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自私的。”
“我们总是走得最早。”
“我们也是。”
“呃，我们今晚算是最晚的了，”一位丈夫怯懦地说，“乐队都离开一小时了。”
虽然两位妻子立刻异口同声地抗议这真是恶劣至极的臆测，但她们还是被速战速决，两位妻子各自被拦腰抱起，在空中踢打着离开了。
我在门厅等着取帽子时，图书馆的门又开了，乔丹·贝克和盖茨比一起走了出来。他还在跟她说着最后几句话，但随着好几个人都凑上来跟他道晚安，他焦急的神情立刻收紧，换上了庄重的外壳。
乔丹的朋友们不耐烦地在门廊上喊她，但她还是逗留了一阵来找我握手。
“我刚听到了最动人的故事。”她小声说，“我们在里面待了多久？”
“嗯？——一小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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