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一种职业，叫“保护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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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保护司”？

他们怎么工作的？

边缘化公务员与高龄化社会能平衡吗？

日本有一种职业，叫“保护司”。政府对那些从监狱或者是少管所中释放或者假释出来的人们，有一个专门的保护监督组织。被观察保护的人们须定期与保护观察官或者是保护司会面，在受教育中一步一步走向生活的正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预防其再次犯罪。

对于那些曾经被关押在看守所的人们来说，他们会因为曾经失去人身自由，原有的联系和信息都受到限制，被迫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和群体中生活，一举一动受到限制和监督而产生孤独感和紧张感。毕竟自己做过错事，且在看守所里各种需要都被限制和剥夺。因此，这类人们或多或少都会陷入悲观或是某种希望的矛盾当中苦闷不已。

在这种时候，保护司的存在就显得格外有意义。

桐原美子，74岁，从事保护司工作31年。

“我是你的朋友，不是警察”。说出这句话的人是来自东京都荒川区的桐原美子女士，今年74岁。她从事为曾经犯罪过的人们进行教育、教他们重新开始人生的活动已经31年了。

像桐原女士这样做着保护司工作的人，日本全国大概有5万人左右。他们属于国家公务员，但是却没有报酬。

保护司们一般曾经是个体户、教师、家庭主妇等人群，虽然国家会给予他们交通费补贴，但是酬劳是一毛钱也没有的。支撑他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大概就是对于这份工作的热爱和个人的善意了吧。

包庇？他们会再犯！

有的教育对象曾经的遭遇也会让保护四门深表同情。因此，有的保护司会因为同情教育对象而包庇他们，但这样做只会导致一个后果——教育对象们会再次犯错。这样一来的话，他们花费的大量时间就付诸东流了。

保护司要灵活对待教育对象。

他们一般会把教育对象叫到自己家里，或者亲自上门拜访，通过与他们谈话来对他们的是非遵守社会规范进行确认。同时，也会对教育对象的工作和生活等进行帮助，让他们更顺利的融入、回归社会。

东京都荒山区的桐原登美子女士43岁开始做的保护司。她说，自己特别喜欢照顾人，劝导人，因此选择的这份工作。

桐原女士说，有的教育对象会不听劝阻。保护司们在劝导上得动动脑子。比如，教育对象不太乐意出来见面的话。在询问对方见面时间的时候就避免提出“哪天出来见一面？”之类的问题。换做是“周一能出门还是周二能出门？”效果就会好很多。

有时候对方会把见面时间定的很晚，保护司们即使困也要按时赴约。若是遇到那种不太愿意来找我的，她会主动去找他们。

清晨去找他们的话，她会趁对方还在睡觉的时候去按一按门铃，然后问问对方是否生活还顺利？心理状况如何？等。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保护司是不能以【保护司】的姿态去与对方沟通的，居高临下的口气就更不行了。总之，语气要和蔼、亲切，才可能让对方打开心扉。

傍晚去找他们的话，对方打开门后她一般会说：“我刚好到附近买东西，看到你家的灯还开着，所以来看看你，最近情况还好吧？”之类的。

其实这个时候，对方会因为没有亲自去拜访我而感到内疚。这个时候保护司更要表现出大度了，向教育者说：“你好就好啦~”之类的，大家都会更舒畅些。

桐原女士说，在大家看来，好像保护司做的工作时常是费力不讨好的。但是我还是乐在其中，没有什么能够比为教育对象顺利重新融入社会做的事更美好了~

鲁莽地闯入别人的生活？

但保护司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桐原女士说，只是因为热爱，自己居然也做了31年。她甚至没有过要辞掉这份工作的想法。虽然偶尔会想自己就这么闯入别人的生活，还真的蛮奇妙的。但是，如果能为他们做那么一点点贡献的话，即使鲁莽也有意义的。而且在自己生活发生较大变动的时候，有关心你的人走进你的生活的话，一般人是不会拒绝的吧。

专家：虽然在国家编制内，

但保护司却是依赖于社会的。

日本全国一共有保护观察官将近1000人，他们要从法律、心理、教育的角度出发，并根据假释者的实际情况对他们进行整改教育。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有权利取消这些人的假释资格，将他们遣送回监狱或者是少管所中。保护司归保护检察官管，但眼前，两边的人数差距有点大——日本全国约有4万8000位保护司，但是保护检察官却只有1000来人。

福岛大学大学院的生岛浩教授（犯罪临床学）说，这个职业有些过于依赖社会了。对于犯罪人员的人格重建也应该是国家刑事机关保障犯罪人员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然而，现阶段居然大部分依靠于社会力量，这是矛盾的。当然，这也有一定的好处。社会人士们往往热心且有激情。

比如说，在桐原女士生活的东京都荒川区就有着这样一群热心的保护司们。

铃木文男先生，从事保护司已经22年了，主要的工作是房地产管理者。他说：“对于那些犯过事情的人们来说，重新开始仅仅靠本人是不行的，还需要借助家族的关心，外界的鼓励。当然，好的环境也是必须的。”（摄影：塩田亮吾）

高天成保先生是寺庙的副住持，从事保护司一年多了。他说：“教育对象的生活环境和背景都不同，单靠自己的力量真的可以吗？我很担心”。（摄影：塩田亮吾）

角田崇子女士，在经营自己的咖啡店的同时，也在居住的社区内担任保护司近2年了。（摄影：塩田亮吾）

令人担忧！近两年保护司显著高龄化。

至今为止，日本国内保护司的平均年龄是65岁。在日本社会高龄化进展的同时，好像保护司职业与社会的联系也在一点一点变弱，很少有年轻人想要从事此类职业。

根于日本法务省的调查，现在的确不乏保护司的申请者。但是，人们因为不希望同意地区的人们来干涉自己生活的原因，拒绝接受保护司疏导的例子也很多。今后，保护司不应是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而是要挂靠到教育机构和复制机构上面去。另外，保护司也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日本法务省报道。

某保护局的职员这样说：“保护司其实就是社会志愿者。但是这个概念太宽泛了，而保护司与保护检察官等专业人士的相互协作，才能让此职业和制度能继续往前进行下去”。保护司有地域局限性，社会局限性。但是对于曾经犯过事情的人们来说，保护司的机构，是不应该被改变的。

最后，要忘掉曾经的教育对象。

桐原女士说，他很珍惜与每一个教育对象相处的机会。但是，在与一个人接触之后，也要学会忘记。

“有人会觉得，与人生有污点的人共事就是人生的污点。但是，撇开污点这件事情不说，我不想在太多的人的生命留下有关我的记忆。因此，在扶持一位教育对象走入正轨之后，我会让他忘记我。这也是一种重新开始，不对吗？当然，我自己也会努力忘掉曾经帮助过的对象。”

桐原女士说了一个关于海与船的故事。

“偏离了航线的轮船临时停靠在港口的时候，舵手是会反思问题出现在哪里的。然后，轮船什么时候出港？往哪个方向走？这个时候，舵手就像是教育对象们，而保护司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同他们一起思考的人们”。

是的，制度规定犯错要接受惩罚。不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若是能通过保护司挽回一个曾经失足做错事的人，这些努力是一定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