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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大唐豪放女》中蕴藏的哲理

香港电影《大唐豪放女》中蕴藏的哲理

作者: 鲁纯熙 | 来源:发表于2022-11-25 06:06 被阅读0次

    《唐朝豪放女》,名字足够吸引人。

    这是讲唐朝才女鱼玄机的故事,14岁嫁为人妾,被正妻不容,17岁在出家为道士,在生活的打磨下,成为一代豪放女。

    反叛、不羁。

    在获得过金马奖电影《大唐豪放女》中,夏文汐,男孩子一样的身材,却风流婉转,妩媚难堪,演活了鱼玄机。

    万梓良扮演的崔博侯在剧中是个游侠剑客。

    他和鱼玄机有这样的对话:

    崔博侯:“你这么有学问,为什么要做女道士?”

    鱼玄机:“有学问可以做些什么?我不喜欢做人家的妻子,不喜欢做妾,不喜欢做妓女,不喜欢做尼姑,我舍不得我的头发。所以只有做女道士了——为什么你要做游侠?”

    崔博侯:“我?我不喜欢做人家的夫婿,不喜欢做朝廷大官,不喜欢做商人,也没有兴趣做藩镇武将,割据一方,我更不能容忍这帮贪官污吏,所以我只有杀人。”

    崔博侯是电影中虚构的一个人物。

    在电影《唐朝豪放女》中,鱼玄机在法场要被杀头了,崔博侯来劫法场,要救她走,她却偏不走。

    而鱼玄机众多的情人里有一个叫陈韪的琴师,这个人却是真实存在的。

    陈韪和鱼玄机要好的同时又和鱼玄机的侍女绿翘有染。鱼玄机发觉了,嫉恨攻心,就拷打绿翘。绿翘的头被鱼玄机推得撞到了墙上,死了,鱼玄机趁天黑把绿翘的尸首埋在院子里。后来有客人发现后院有苍蝇乱飞,事情这才败露。

    被收监的鱼玄机在狱中亦从容,有诗曰:“明月照幽隙,清风开短襟。”《唐律疏议》上说了,“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不管绿翘是不是有过失,按照唐朝律法,鱼玄机都不至于被判死罪。

    那么,鱼玄机为何最终被斩呢?有人说,因为她运气不好,案子落到了温璋手中。温璋是出了名的酷吏,他主政长安时,长安一直处于恐怖气氛之中。温璋出行,路人噤声,如有喧哗大笑者,立即用棍棒打死。

    但是,从史料看,绿翘案前一年温璋就死了。那年,唐懿宗爱女同昌公主病亡,懿宗迁怒于太医,下狱者三百多人,连温璋这样的狠角色都认为刑罚太重。唐懿宗大怒,降了温璋的职,责令他三日内离京。温璋性子硬,服毒自尽。唐懿宗闻讯,拍掌叫好道:恶贯满盈,死有余辜!

    所以,还有一种说法,长安当时的行政长官是裴澄。裴澄曾经登过鱼玄机的门,但是鱼玄机很任性,因为裴澄跟李亿的妻子裴氏同姓同族,就给他吃了闭门羹,导致裴澄公报私仇,量了死刑。

    不管怎么样,反正鱼玄机是死了。

    鱼玄机死得兴高采烈。她在牢里跟狱卒搭讪:“终于熬到要死了,人活着真不容易啊。”

    这部《大唐豪放女》,是1982年以编剧身份进入电影界的方令正,拍出了一部非凡的处女作。

    这部剧以唐朝鱼玄机的故事展开,以她的乱交和矛盾的道德观,以道家式的存在主义为基础,成为中国历史上诗歌最为辉煌的时代的一个注脚。

    她是“唐朝豪放女”这个事实,也充分表明了方令正的观点:即把中国历史当作中国文化中现代主义的适当参照,这一观点反驳了将现代主义等同于西方化的认识。

    性与存在主义,道家风骨,令中国最富创造力的时代——唐代,比道德观念战胜了创造性本能的当代更为超前。

    鱼玄机渴望道家式的存在主义的奥义,声称生命的目的在于臣服于身体及性欲的欢愉。玄机有诗才,有多方面的才艺,但爱情才是她要努力达到的不朽的道家理想。

    她嫁给一名老迈的茶商做妾,不久便离开,成了一名女道士。只有放弃世俗的、肉欲的欢愉,她方可接受宗教的戒律,而这却是她无法做到的。

    她邂逅了一名游侠,并与之相爱,同时她也被其他人所倾慕,就如她倾慕一名年轻的道士及其女仆一样,她与后者之间还发展出一段同性恋情。正是鱼玄机对肉体之欢的沉迷,引出了身、心之间的辩证关系。

    影片传达的信息是,放弃身体的欲望,才是通向真正的解放和灵性的坦途。这是从性解放的角度阐释中国的存在主义,在它看来,道家对不朽的渴求始自心灵,而非肉体。

    当然,编剧方令正因这一论点而遭到批判,如果说这是个瑕疵的话,那也是“被选择的”瑕疵。鱼玄机是个典型的存在主义者,她的欲望和恋情是其自我选择的结果,一如她在影片末尾被处以死刑。

    影片的情绪既是玄思的,又是感官化的。感官性的场面非常克制,但又十分精彩,某些性爱场面在香港电影中前所未见。

    性被视为一种驱动行为、塑造人格的力量,但它并不能涵盖一切:它之所以显得黯然失色,是因为生活还有其他意义——事实上通常是政治性的。关于性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及其最终遭到更具政治及社会意义的事件的拒斥。

    香港电影界“新浪潮”的崛起,是诸种事件与地理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作为西方在东亚及太平洋沿岸的前哨站,香港是这一区域最为自由的社会,也是制造业及金融业的重镇,这一特质在香港电影中有所反映和体现。香港对整个东亚地区通俗文化的影响,绝不可小觑。20世纪70年代末期,香港电影快速的代际更替,便是“婴儿潮一代”长大成人的必然结果。这一代人受西方生活方式及教育的耳濡目染,并成为香港资本主义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浪潮”引领了某种愈发成熟的实验,最终令香港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末获得更为广泛的国际知名度。而方令正的《唐朝豪放女》便是首部显示“新浪潮”并未衰退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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