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大家从这个标题上一看呢，就知道，我是一个俗人，我很看重钱。但是我很为自己这个俗人的身份感到自豪，因为我有一个偏见，就是改变这个世界的，往往是一个比较俗的道理。
这个俗道理有一个名字，叫作“正增长秩序”。我认为它是我们人类进入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动力。一句话，正增长秩序让现代社会得以诞生。
从公元前1000年到现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人均GDP只是一条水平线，直到1750年开始陡然上涨，然后我们现在在右上角。
所以很多人讲历史，那么多内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我从一个俗人的角度来看历史，我会问一下咱们的老百姓能不能吃饱饭，咱们会不会觉得明天会比今天好。从这个角度看，一千年以来真正值得解释的历史事件只有一个，就是为什么1750年之后，咱们突然变成那个样子。
这个历史事件在今天被我们统称为现代化或者现代社会的诞生。由于这个问题过分重要，所以讨论现代社会为什么诞生，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这就引发了很多解释。
比如，很多朋友可能比较愿意接受制度主义的解释，尤其是英美特殊论的制度主义。以我非常尊重的麦克法兰教授作品为例，他写了一本《现代世界的诞生》。
他就讲，现代世界是我英国人搞出来的，我给你详细解释一下。我们从13世纪开始就有了个人主义，然后有大宪章，有共和民主，然后有自由市场，然后有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这些都是我们英国人搞出来的。我这本书呢，就完完整整地把这个历史展示给你们看，你们学吧。
我非常尊重麦克法兰教授，他这本书也非常好，但是他的问题在哪儿呢？他把时间的先后关系展示出来了，但这不是因果关系。斯宾格勒讲得好，秒针这一秒指向59，下一秒指向60，59就是60的原因吗？同样的道理，英国人干了啥啥啥，现代世界在他那儿诞生了，他干的所有事就都是现代世界诞生的原因吗？
我把这种思路打一个比方：麦克法兰先生给我们完整地展示了一个鸡蛋是怎么变成鸡的，但是我们不是鸡呀，我们是鸭。一个鸡蛋变成鸡的学问，怎么才能对鸭有帮助？
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历史上德国人问过，俄国人问过，日本人也问过，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还在问。一个非英语民族如何从英语民族的现代化的历程中得到帮助，是不是他们做的这一系列的历史顺序就完全是对的，就完全得照抄？这是一个百年尺度的大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应该明确历史的因果联系。不能用简单的时间先后来判断因果。我在这里采取了一个图灵奖得主Judea Pearl的理论。他有一本书，中文翻译成《为什么》。他说，确定历史因果联系的真正方法是counterfactual，反事实。
法国阿尔萨斯大区过去的首府，那很多朋友可能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小学的时候都学过一篇课文叫《最后一课》，这篇课文讲的就是阿尔萨斯。这个地方本来是法国的，后来被德军占据了之后，不能在这里继续教法语课了。老师很悲愤写下法兰西万岁，这是最后一课的内容。
从这个课文的内容，你可以知道阿尔萨斯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当然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近代几次战争中，从普法战争到一战二战，这个地方的归属权是反复变化。但是我去了之后就发现，哎，这个小城极其古老，保存很完整，六七百年的老房子，五六百年的老房子随处可见。它那个市政厅1400年左右，商人行会1300年左右，都很完好。我们用airbnb住在那个法国老太太家里面，她对于这个小城，这一家传了几百年，那个房子以前是谁谁谁的，如数家珍。我很奇怪，我就问她，你这个地方不是历史上打过很很多次仗吗？她说是啊，我说那为什么保存的这么完好呢？老房子保存得这么好，几代人也传承得这么好。
老太太说：“啊，你问了一个好问题。”朋友们，如果跟欧美人打交道多了就知道，当他说你问了一个好问题，他的意思不是说你问了一个好问题，他的意思是你问了一个蠢问题啊，我一时不知如何回复是好。
然后她想了一会，她就说，大概是因为我们也不笨，他们也不笨。她这里说的他们指的是军队。她说只要军队一过来，我们就给他交钱，交完了钱之后他拿这笔钱去买装备、买枪炮，然后招人，他继续打他的仗，然后就继续挣钱，他为啥非得杀人？为啥非得把房子烧掉呢？
我当时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是很震撼的，因为这完全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历史经验肯定是没有错的。我随便引用了一段古诗词。这记载的是满清入关，扬州十日的故事。它是这么写的：城中山白死人骨，城中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内有几人活？妻方对镜，夫已堕首。腥刀入鞘，红颜随走。这样的记载在史书中随处可见。所以咱们中国人高度憎恶战争，高度偏好稳定和统一，这个历史经验肯定没有错，因为战争太惨痛了。
但是问题在于人家的历史经验也是没错。如果你熟悉欧洲的话，你去得多就知道，科尔马不是一个个例。那边很多这样的小城镇，几百上千，保存都非常完好。这就让我很感慨。
咱们看到有些地方历史比较残酷，不光中国，西方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残酷的故事，军队占领了之后，要把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屠杀殆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的制度演化会把人当士兵来使用。所以军队一看老百姓将来会变成我的敌人，我肯定要屠城，我要最大程度降低反抗。
还有一种模型，它的军队就可以把人当作税源。那这个底层算法就不一样。在这种模型之下，法国老太太说的拿钱买命的逻辑就可能成立。
当然，客观中立地看，不能说这两个模型谁好谁坏。因为咱们这个模型能够把大量的人动员起来，我们就确实有可能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扛下去，这是这个文明经久不衰的重大原因之一，而那边有可能就是哎呀紧要关头该投降投降，但是投降完了我被统治者同化了，可能最后也就消亡了。
所以横向对比不好说谁优谁劣。但是如果我们给它加上一个时间变量，拉长到一个长阶段里，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就是把人看作税源的那个文明，它可以让文明的财富积累下来。到最后关头，他把我的钱抢了，但是他不杀我，那么我这个人的知识经验积累基础就可以留下来，钱没了我再去赚，但是我的这种本事替代不了。
那么，经过长期的演化，这个文明就可以把慢慢发展出来的各种知识经验技术保留下来。长此以往，几百年演化之后，就会有巨大的区别。
你可能会说一个科尔玛老太太的故事怎么就能推出这个逻辑？我说这不是我推导出来的，这是有数据的。
比如说英国从1270年开始，人均GDP就一直开始增长了。荷兰从1300年开始，一直增长。所以说两种不同文明的演化逻辑在历史中是真实存在的。而我把他们进一步的总结为两种秩序，一种叫作零增长秩序，一种叫作正增长秩序。
这两个秩序有什么不同呢？你仔细想一下，在一个人均财富增长率为0的社会里面，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是土地。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钱是不一定有用的，你要吃啥穿啥，用啥都要从土地中来。所以金银财宝，都不如积攒土地。
那你积蓄土地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呢？是暴力。你想，假如你是个古代农民，你有10亩地，你靠你种地所得的收入再买10亩地，你干到猴年马月。但是你要是敢于冒险，你去加入朱元璋大哥，你去加入宋江大哥，你就可能很快再抢到10亩地。当然我要澄清，这个不是只适用于中国古代社会。全世界绝大多数古代社会都是这个样子，普遍暴力，普遍贫穷，普遍互相伤害。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模型中的一个数字哪怕只转变一点，哪怕从0变成0.1，这个逻辑就会发生根本的转变，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人均增长率变正，明年你就大概率会比今年过得更好。所以首先，你的命值钱了，暴力对你的吸引力就会马上下来。其次，如果长时间的社会经济增长是可能的，那么就一定意味着有东西比土地更值钱。因为土地的产出是受到技术水平限制的。你没有袁隆平，不可能种那么多粮食，粮食产量天花板很低的。这个时候土地就可能没有现金值钱。这个时候，你就有动力去投资其他产业。你觉得那个年轻人虽然没有钱，但是他有技术，或者他懂得怎么做生意，或者他懂得航海，我可以跟他投资、跟他合伙，让他把他的创新才能发挥出来，这样这个社会就取得了一点一滴的进步，这就是我们说的“正增长秩序”。而现代社会中的很多制度，很多经验，其实是在正增长秩序中一点一点这么积累出来的。
有朋友可能要问了，这个从0到0.1的改变是怎么发生的呢？古代技术水平不是支持不了普遍正增长吗？的确如此。那么这就跟我这本书的主题，也就是商贸有关了。就是因为古代长途贸易有可能在小范围内创造正增长。
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商人挣的钱是买命钱。我把西班牙的银子运到开罗，我一路风霜雨雪、海盗、水土不服、疾病，我卖的钱必须让我值得再冒风险搞一次长途贸易，否则这个活我就不干了。这样，长途贸易其实就可以创造额外利润。而如果我挣到额外的钱，我把这个在某个港口花出去，它就能创造正增长。
2.正增长如何发明了“权利”？
正是因为有这个正增长，我们才能看到许多现代制度和现代理念的诞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权利。
权利是什么呢？就是你有一些天生的东西，是暴力不能随意侵犯的。但是我们有很多朋友觉得，权利就是一个观念。它是从人的观念中来的，有文艺复兴，有启蒙运动，然后知识分子开一场会，起草一个文件叫人权宣言，权利就这么诞生了。
很多知识分子朋友都这么想，包括我以前也这么想。但我后来是被一句话改变了这个观点。这句话来自于温铁军教授，他在当年的一次讲座里面，他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样的：他说跟中国相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一个很贵的制度。
我当时一下子就被点醒了，确实是这样，我当时正好在德国生活，我有个朋友是在德国做律师，他一个小时的咨询费是200欧。我就突然领悟到，其实我要保护我的权利，方方面面都要钱呀。我要有律师，有法官，有大学，还有各种专业银行，我们有那么多精英来围绕保护权利服务。这些人是不事生产的，所以我要给他们钱。
如果没有钱，最优秀的人不会为保护我的权利服务。他们可能会转而服务于历史上的暴力集团，那这就没法保护权利了。
所以，真正的权利是买出来的，而且是商人们一点一滴买出来的。
本质就是我商人跟附近的封建领主签一份合同。在这份合同里，商业城市付出了一笔钱，比如这份合同是每年30磅黄金。那么它买来了什么呢？
一、治安稳定，就是你领主要在这弄一个警察局，保护我们的治安，因为玩暴力是专业的。所以就是说安全这个东西在历史上曾经是奢侈品，不是咱们今天走在北京大街上不用担心被抢劫。中世纪的时候，你不付钱，警察就不干活。
二、欠债还钱，这在古代也不是一个基本的准则。领主的七大姑八大姨借了你的钱，然后跟领主打招呼，他就不还了，不能这样。
三、免人头税，这个简单，因为都包在30磅黄金里了。
四、通行自由，我已经一次给你交足了，不要再分开给我收各种过路费。
五、司法公正，其实意思是按照商业规则办事。为啥呢？因为商业社会的法律规则是比较复杂的。农业社会谁抢的谁家的地，这个判断起来很简单。但是你跟人合伙，你们俩之间谁付出的比较多，最后分红应该怎么搞，股份应该怎么搞，这都是商业社会需要明晰的，中世纪就已经有了很多司法实践。
所以说，宪章的本质就是一份购买权利的合同。
咱们今天现代人都觉得这些权利像空气和水一样自然，但是当年这都是奢侈品。这都是商人们一点一滴买出来的。这就是我这个故事版本关注的核心。很多朋友，尤其是知识分子朋友，接触的理念比较多，民主、自由、共和，这些才是现代社会。我不否认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是我认为还是需要有一个动力机制，才能给这些概念注入活力。而这个动力机制，就是正增长，就是赚钱。你能不能让大家持续赚钱才是最重要的。
这就会挑战之前的故事版本。比如喜欢讲英美特殊论的朋友，总是会追溯到大宪章。说英国人13世纪就有了民主共和。但是咱们仔细看一看，签大宪章的那个国王，在英国人民看来就是个昏君。为什么？
因为大宪章的本质是他对封建贵族让步，封建贵族把他的权利给制衡了，但是封建贵族他们的权力来源也是暴力，他们制约完国王之后，在自己的领地上同样是鱼肉百姓不干好事，这有啥进步性可言呢？
注意，我不是说制衡权力不重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很重要。但如果只有权力制衡，它并不一定带来进步。只有制衡权力为商人们创造了条件，然后让商人和国王之间有一个分工啊，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个社会才取得进步。
为什么说商人和国王之间能实现专业分工呢？因为客观讲，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暴力。总会有人要抢劫，要杀人放火，要进攻别人，暴力不可能杜绝。如果暴力集团的代表，也就是国王，他能讲信用，那商人借钱给他壮大国防力量，就能保障治安，捍卫法律，商业也可以更好地发展。所以正增长社会，制约暴力的最高境界不是取消暴力，而是让暴力物尽其用，给咱们提供安全。
但是，如果你用错误的方法制约暴力，反而可能纵容了暴力。这就是大宪章的问题。
这其实关系到一个非常深刻的政治理论问题。咱们仔细想一想，民主制度它是在零增长社会中诞生的，还是在正增长社会中诞生了的？它到底是制约暴力的，还是纵容暴力的？
它是在两个社会中都诞生的。古代军事国家也有民主。也就是说它既有可能促进正增长，也有可能抑制正增长。它既有可能制约暴力，也有可能纵容暴力。
其实咱们去年刚目睹了这个现象。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这不是民众自发的吗？但这不是彻彻底底的暴力吗？如果我们明白了上面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这个现象一点也不奇怪。
民主制完全可能演化成对暴力的纵容。如果它不能服务于商人和暴力集团，也就是国王的分工，那它就可能带来很糟糕的后果。
3.正增长如何推动现代国家诞生？
这其实在历史上是有教训的，尤其是刚诞生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都知道荷兰资产阶级革命比英国爆发得还早，但我们的课本都语焉不详。为啥呢？因为它不够成功。
荷兰共和国建国后的宪法其实是有问题的。当时荷兰有七个省，每个省各自有自己的议会，七个省之上还有一个共和国的大议会。当时荷兰宪法规定，大议会的决定通过之后，必须在各自省再通过一遍。这其实是商人想限制国家的权力，防止暴力集团扩张。但这个效率太低了。你想一下，你开一个大会，然后每个省还再开一遍，这一年半就过去了，中间啥事都讨论不了。荷兰号称“海上马车夫”，但是被这个制度搞的几十年没添一条军舰，因为各省议会不给通过。
威廉三世成为英国国王之后，着力解决的，就是商人和暴力集团之间的互信问题。我们都知道光荣革命之后签订了《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其实宪法的最大作用，就是让国王的权力受到制约，从而让商人觉得国王可以有信用，不会赖账不还。国王不会赖账不还，商人就敢把钱借给政府，让政府去打仗。这在历史上叫作英格兰金融革命。
英格兰金融革命对大英帝国的崛起非常关键。19世纪被历史学家称为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这次是两个大殖民帝国在全球范围内搞的权力博弈大战，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到七年战争到印度殖民战争，到北美独立战争，最后到法国大革命，英国胜出，法国失败。为什么？就是因为金融革命让英国政府信用非常好，每一次打仗的时候，别人都以为它撑不下去了，谁想到英国政府总能发行国债，再筹一笔钱，继续打仗，这才打出了大英帝国。
4.正增长如何推动工业革命？
英格兰金融革命也跟我们开篇要回答的问题有关。1750年之后人类为什么步入了快车道，也是因为正增长，因为有钱。而且这个有钱不是一小撮人有钱，是一大批人有钱。
人类历史上蒸汽机被反复发明过，这不是开玩笑。每一代发明者其实都过得不错，他们把这些技术卖给国王，卖给宗教，他们个人活得很好。但是我们人类一次次错过了这些爱迪生。
为什么？因为古代社会是一个以暴力为中心的社会，就算你有先进的技术，你的技术也只能为暴力服务，成为他们的附庸。
只有到正增长秩序真正约束了暴力，让暴力服务于商人之后，我们才终于迎来了工业革命。这背后的根本道理，其实还是有钱。
在英国金融革命之后，伦敦工人成了世界上工资最高的一批劳动者。那么英国的伦敦工人工资高就造成了两个后果，第一，他把煤炭这种产品从一个to B产品变成一个to C产品。以前买煤炭的都是一些锻造厂、冶炼厂，老百姓是烧不起煤的，只能烧木柴。但是，英国工人有钱之后，他们更爱用煤烧火取暖，因为烧煤第一是效率更高，第二是更干净。
他们这样一买煤呢，煤老板就赚到了大钱，煤老板赚了大钱，又觉得工人工资太高了，那我能不能有一种机器它又是烧煤的，又能替我干活呢？
这就是第二个后果：蒸汽机的使用。其实1700年纽卡门发明蒸汽机的时候，这个机器很笨拙。它只能在煤矿里面干一件事就是抽水。
第一、郑成功当然是一个民族英雄，但是我认为他的意义远不止一个民族英雄，因为他在当时是一个视野、格局、认知框架都跟国际直接接轨的人，是一个杰出的大人物，如果他成功的话，我们可以拿他跟华盛顿相比。
第二、郑家的崛起，本身又是明朝的悲剧。因为儒家知识分子不懂海外贸易的重要性，所以这个责任只能由海盗承担。如果大明政府知道贸易重要性，保护贸易、鼓励贸易，如果郑家的海军经验能够完全为大明所用，如果郑家的利润可以变成大明的岁入，历史又将会发展向何处？这个道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当然，咱们胡主席曾经讲过，过去的落后不代表今天的落后，过去的辉煌也不代表今天的辉煌。时光荏苒，天旋地覆。今天的中国，又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商贸和制造业国家。
两个国家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首先，中国是怎么开启改革开放进程，融入全球正增长的呢？这其实是被我们的吃饭问题倒逼出来的。
其实咱们这个国家直到80年代，党中央决策层还是非常关心人民的粮食问题，这不是历史课本上说的什么小岗村几个村民按下手印，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有那么简单。
80年代前中期的时候，因为跟西方关系改善，我们进口了很多现代农业化的技术，包括化肥生产线、农业机械之类，然后粮食产量就有所增长。
当时决策层就产生了两种意见。第一种说要解决农业问题，必须依赖于农业现代化，我们人多底子薄，必须依赖从海外进口先进技术，尽快解决吃饭问题，不要让老百姓生活困难。
第二种意见则说，解决粮食问题，根本上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否则一旦西方对我们卡脖子，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这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最后是一个叫王健的年轻人在1987年写了一篇文章，给出了一个思路。
他说农业现代化这个问题你得颠倒过来思考。仔细想一下，农业机械化、现代化之后，就意味着生产粮食不需要这么多农民了，他们去哪儿呢？你如果不给他们安置好，他们不是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了吗？所以王健说，你一旦倒过来思考，就会发现出路只有一个：我们学习东南亚四小龙，搞两头在外的对外加工贸易模式，利用咱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把大量的农民送到珠三角、长三角的沿海城市，吸引台资、外资在当地设厂，让他们在当地打工，进而慢慢融入城市，这样可以一起解决四个问题。
第一、农业机械化之后农民的就业问题。
第二、通过加工生产赚到外汇，可以进口先进的机械、化肥技术，反过来解决吃饭问题。
第三、如果没有跟西方的商业利益，只进口粮食技术，按照西方人对我们的偏见，他会觉得你可能在打造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但是你跟他们做生意之后，他们觉得，我们是有共同利益的，我也不能随便打你，因为我在你这里有大量的商业机会。
第四、当时我们政府想发展工业，但是我们的知识太落后了，制定不出来好的产业政策。这样搞三来一补对外加工，我们政府只需要调控一个宏观指标，就是土地。你把土地批给港台商人，他们自己会根据这个地方的优势来选择开什么厂，这就等于自动运用了林毅夫先生说的比较优势。所以这是一箭四雕。
这篇文章作为内参递上去之后，得到了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的批示，对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分享这个故事的目的是想说明什么呢？中国这个地方，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如果咱们这个地方陷入零增长的动乱，后果就太可怕了。所以为了避免灾难，中国必须义无反顾地拥抱正增长，这是最大的历史动力。
而美国呢？在人类进入工业革命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美国的确是全世界正增长最强的国家，但这一点在最近半个世纪发生了根本转变。
为什么呢？这跟技术进步有关。我们前面讲过，古代社会正增长的最大驱动力是商贸，但是进入工业革命后，正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就变成了制造。因为在科技进步的条件下，制造业可以不断有新的工作岗位，有新的生产链。新的汽车电视冰箱被发明出来，新的企业涌现，就会有新的工作岗位。
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的以信息化和自动化的科技革命，则是在缩短产业链的。机器人、计算机、自动化，它们缩短产业链的速度大于制造业创新延长产业链的速度，这就会带来社会问题。
“正增长秩序”这么一个简单的俗道理，但人类已经走了三千年，至今还没有走完。我相信当下的中美博弈不会是终点，而是又一次演出，就像威廉三世和郑成功曾经的故事一样。当然，演出永远不会落幕，今天最后这个问题是开放的。当你觉得这个问题没有答案的时候，也许你自己就可以成为它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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