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权力挑战中国和谐社会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好像一头脱缰的野马，一方面是房地产、农产品价格和股票市场的激荡变化，另一方面是政府似乎缺乏有效的举措来应对这些变化。从积极面来看，经过了30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已经从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不再能够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干预国家的经济活动；从负面来看，中国的市场力量不受一切约束，政府还没有发展出有效的方式来规范市场经济。
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和政治稳定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三种权力，即经济或者资本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处于一个平衡状态。
资本时代，资本就是一切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权力一直主导者中国，政治和社会权力处于从属地位。
在“资本的时代”，资本就是一切，一切都是为了资本。
由于政治权力的全力支持，资本如虎添翼，所向披靡
社会权力成为牺牲品
当资本过于霸道时，政治权力本身必然成为牺牲品。在与资本的的有机关系中，获得利益的与其说是总体政治，倒不如说是个体官员。个人官员显然是赢家，他们在和资本的密切合作工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国家的总体政治则不然。一个政权光有资本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得到社会的支持。资本和政治的密切关系甚至一体化已经导致了严重的腐败。一些学者已经看到，中国的精英们（包括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等）一次又一次通过各种方法，结成不同形式的联盟来剥夺无权状态的社会大多数，实现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转移。这就是发展越快，收入差异越大的根本原因。
必须规范资本行为
更严重的是，在资本权力毫无节制的情况下，政治和社会权力已经失去驾驭和管制权力的能力
资本霸道的情况甚至也不符合资本的长远利益。无论是国际资本还是本土资本，试图依赖于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以及通过政治权力而得到的垄断地位来维持高额利润，是不可持续的。
如今，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资本还是毫无节制。从资本时代转型到三种权力的均衡状态，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果发展要持续，社会要和谐，这条路不得不走。
盯住老百姓钱袋子的经济政策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日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时强调，要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获得感，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这个表述直接指向了近年来中国改革进程中所存在的一个致命现象或者改革软肋，那就是，改革越多，老百姓越没有存在感，对改革越不满。
无论是国家层面的经济政策还是受到政府鼓励的民营企业，大都具有同样的目标，那就是让老板姓掏钱。
没有脱离GDP主义逻辑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人们希望真正能够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通过供给侧体制改革，来寻找和激发新的增长点，在继续把大饼做大的同时分好大饼，也就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为什么很多改革的实际效果，与最终的预期是相反的呢？究其原因，经济政策仍然没有脱离GDP主义的逻辑。
无论是十八大之前的GDP主义还是近年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目标往往是背道而驰的。理想的说，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当是为全社会创造财富，社会财富的扩张导致国家（政府）财富的增加，从而实现民富和国富的双赢局面。不过，很长时间以来，经济政策的趋势是保证国富，而这个过程往往牺牲了民富，这也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社会对政府不信任，没有信心。
供给侧改革：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需求侧改革主要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
经济政策误入歧途
分税制改革：市场竞争要求财力相对分散，而宏观调控又要求财力相对集中。这种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反映到财政管理体制上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与分权关系问题
财政“大中央”保障了中央政府的能力，但一直在弱化各级地方政府的能力。
实际上，财政上的“大中央”并没有导致责任上的“大中央”。财力与责任之间的不匹配，不仅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矛盾之所在，也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所在。
20世纪90年代后期医疗领域市场化、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教育领域市场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房地产领域市场化。每一次经济危机来临，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总是以牺牲社会（叫老百姓掏钱）来拯救危机。
儒家强调民富，而法家强调国富。
不过，国富和民富之间必须保持一种均衡状态。如果以牺牲民富为代价，国富也很难持续。国家的强大必然要建立在民强的基础上，国富民穷最终会走向国穷民穷。
如何让老百姓具有获得感，是目前改革者所应当思考的第一问题。
中国必须进行一场社会改革的攻坚战
从三个方面认识社会改革的意义
首先，社会改革是为了应付和解决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 很显然，经济主义的后果如果不加以纠正，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这一点无需再多说。这些年来领导层努力加以确定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这种单向发展反思的产物，而社会改革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主题。
其次，社会改革要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制度基础。 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建立了一个外向型经济。这就是中国制造、西方消费的模式。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来自西方的需求遽然下降，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中国要向消费社会转型，就必须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消费社会发展的社会制度，例如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要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
社会改革闯关如何突围？
要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一要好的思路；二要坚定的政治信心，更为重要的是要确定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社会制度属于基本国家制度，其建立不可能自下而上，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可以把责任推给各级地方政府。实际上，中央政府已经集中了足够的财力，现在也是时候把社会改革这份责任集中起来了。基本社会制度的确立既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更是国家真正崛起的制度基础。这一关必须闯过去；否则，不仅中国社会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治理，国家难以长治久安，执政党的执政危机都随时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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